承按上文：〈特普朗美國保衛戰〉
儘管特朗普自認為有神助，但他還沒有把自己視為神。要重振美國，他需要依靠力量。重振的過程也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有犧牲者，也有獲得者，犧牲者的反面即是獲得者。無論在國內層面或國際層面，無論是犧牲者或是得獎者，都表現得清清楚楚。
概括地說，《大而美》法案隱含着美國內部及外部的三個犧牲。
犧牲民眾福利 削減教育資源
在內部，第一個最大的犧牲就是美國的社會底層。正如前面所論及的，這一點人們都看到了。不過，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特朗普並非要犧牲整個社會底層，因為他宣稱他要代表美國大多數勞工基層的利益。在《大而美》法案裏，他要犧牲的是依靠福利而生存和生活的社會底層。特朗普反對歐洲式的福利主義。
如同新教理論，特朗普相信人們所獲得的應當是人們努力的結果，而非天生的權利，更不是不勞而獲。因此，在削減福利的同時，特朗普也免去了小費稅，鼓勵底層人群通過工作而有所收穫。這一想法和傳統的自由主義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即強調資本的作用，強調一次分配而非政府的二次分配在增進全社會利益過程中的作用。
第二個犧牲是美國的民主黨。在很大程度上說，《大而美》法案是對民主黨的所有內政和外交政策的反動。這不僅顯示今天美國政黨政治的撕裂程度，更重要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對「何謂美國？」的完全不同的認識。
第三個犧牲是極端或激進力量。極端的左派必然是被打壓的對象，尤其是大學。特朗普對哈佛和哥倫比亞等大學一直充滿敵視，認為這些大學並沒有培養出美國所需的人才，而是充斥着LGPTQ文化、覺醒文化和DEI文化，從而培養了反美國的人才。
（Wikimedia Commons）
特朗普的這種反對打壓，充分體現在《大而美》法案系統性削減聯邦教育投入，高等教育資源分配向精英階層傾斜的趨向性上。根據New America估算，法案對教育整體削減額度達3500億美元，其中3000億集中在高等教育與貸款系統。
這項財政重建透過以下機制推進：一是對佩爾聯邦助學金（Pell Grant）計劃附加嚴苛的修課要求，顯著提高獲取門檻；二是取消聯邦研究生貸款（Grad PLUS）和家長貸款（Parent PLUS），設定研究生貸款上限（碩士10萬美元）等。穆迪預測，美國最古老且規模最大的非裔高等健康科學高等學府梅哈利醫學院（Meharry Medical School）將因本土生貸款額度受限與國際生拒簽率高達42%的雙重衝擊，陷入高達3700萬美元的年度赤字，這顯示出高教財政高度依賴政策設計的系統風險。
因此，有批評者認為，法案的推出是一場以財政與問責為手段、以意識形態重塑為目標的政治清算。或者說，特朗普想用他認為的美國的意識形態來取代他認為的非美國的意識形態。特朗普政府在教育領域所推行的政策體系──從削減撥款、問責績效，到打擊國際生與特定大學──構成一場有組織、有目標的去精英化行動。
先前特朗普政府透過將聯邦資助與高校政治傾向掛鈎，以反猶、親巴抗議為由，凍結常春藤高校撥款，要求其提交學生社團記錄與課程審查資料，甚至簽署忠誠聲明。
這些本質上是以國家安全名義推進教育領域的意識形態治理，打擊自由派主導的學術機構與優績主義網絡。教育部權威被削弱，多元、平等、包容議程遭污名化，公共知識分子被邊緣化，大學從知識與批判的空間淪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延伸。法案透過財政槓桿和績效問責掩蓋其政治本質，其最終目標是透過制度性調整重塑教育的意識形態屬性，讓大學不再是多元與批判的空間，而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解體盟友體系 背離傳統自由國際秩序
在國際層面，第一個犧牲就是盟友。這很容易理解。特朗普認為，美國的盟友高度依賴美國提供安全保障，而不願意出錢支持美國，造成美國內部發展和外部霸權的不可持續性。儘管傳統上美國精英認為，基於美國盟友體系之上的自由國際秩序是美國霸權的基礎，但特朗普對此並不感興趣。無論在國際安全層面或國際經濟層面，特朗普完全背離了傳統的同盟政策。這使得整個西方感到絕望，認為特朗普導致了自由國際秩序的解體。
與盟友體系解體相關，第二個犧牲是國際秩序。從其第一任期到今天第二任期，特朗普已經退出聯合國各個功能部門（例如教科文組織）和諸多國際條約（例如巴黎氣候協定），同時也把被視為是國際經濟秩序基礎的世界貿易組織擱置一邊。儘管美國在二戰後在確立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方面扮演了主導角色，但特朗普認為，這一秩序多年來已經演變成不符合美國的利益，而有利於其他國家的利益。
第三個相關的犧牲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無論是特朗普的大規模反移民政策或其再工業化政策都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產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美國一直是移民社會，移民政策有助於美國的科技向發展中國家擴散，輔助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發展中國家向美國輸送了大量的留學生人才，儘管許多人學成之後留在美國、貢獻美國，但也有很多學生返回了他們的母國，推動了母國的經濟發展。
特朗普的教育政策不僅對少數族群不利，更不利於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學生。同樣，特朗普的再工業化政策會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甚至導致這些國家的去工業化。二戰以後，美國透過馬歇爾計劃幫助了歐洲的復興，也幫助亞洲的日本和四小龍實現工業化。
今天，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仍在繼續透過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來工業化，而美國往往是這些國家最重要的出口國。特朗普的再工業化政策無疑決定了美國不再是這些國家工業化的助推力量，而是阻礙力量。
簡單地說，特朗普《大而美》法案想回答一系列相關的大問題：誰的美國？誰是美國的統治者？美國向何處去？
大而美構想的挑戰與不確定性
儘管這項法案遭到了最強有力的批評，甚至妖魔化，包括美國國內的左派力量，也包括來自整個西方世界的反對力量，但從美國民主黨潰不成軍的現狀來看，這法案還是具有相當的支持力量的。因此，問題不在於這部法案的產生是否具有足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在於是否能夠真正落實下去、實現特朗普「大而美」的構想。有很多問題可能是特朗普回答不了的。
政治碎片化
首先是美國碎片化的政治。在所有國家，政治決定一切。美國政治的片段化不僅表現在共和、民主兩黨之間的黨政，更表現在兩黨內部和社會的各個領域。民主黨內部是碎片化的，共和黨內部也是碎片化的。
最近億萬富翁馬斯克因為和特朗普鬧不和成立了新的政黨，愛潑斯坦文件也導致特朗普和MAGA運動的分裂。政治的碎片化顯示這些力量都可以隨時分化和整合。儘管在制度層面，正如許多觀察家所已經指出的，現在的美國趨向於三權合一，而非傳統上的三權互相制衡，特朗普似乎掌控了大權，但政治碎片化並非是特朗普所掌控的。實際上，在任何國家，民粹政治的一個最主要的特徵就是其易變性。特朗普透過民粹政治而掌權，但如果掌控不好，他也是可以被民粹政治所擊垮的。
法案為經濟帶來的增長有限
其次是資本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也並非特朗普所掌控。特朗普想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資本的力量來創造財富，在這個基礎之上解決美國的債務問題和培植美國的白人中產階級社會。
但是，這裏的風險極高。今天美國的問題本身就是因為資本坐大所致，特朗普的政策賦予資本更多的權力和權利，這可能不僅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問題的惡化。正如The Economist《經濟學人》所指出的，「別想指望這法案帶來美國經濟繁榮成長」。
科技發展致工作崗位消失
同樣重要的是科技發展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網路（平台經濟）和人工智慧等技術的發展不僅在導致愈來愈多工作崗位消失，而且促成財富掌控在社會絕少數個人手中，即那些巨頭手中。儘管特朗普《大而美》法案希望能夠再次做大白人中產階級，但當代科技的發展對白人中產階級同樣不友善。
無助解決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的角色。特朗普想透過對資本的去監管和對地方政府的分權去建構一個「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這是1980年代列根革命的理想，也是現在特朗普改革的理想，但問題在於今天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恰恰是列根革命1.0版的產物。作為列根革命2.0版的特朗普革命，可以解決列根革命1.0版所產生的問題嗎？無論是列根革命1.0版、或列根革命2.0版，都沒有觸及美國的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問題，而是強化了美國的經濟基礎和生產力。
如果用馬克思的觀點來看，美國其實並沒有很大的經濟基礎和生產力方面的問題，其問題在於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無論是上層建築或生產關係都是政治，而政治的核心就是政府。想透過消弱政府的力量來解決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問題，無疑是南轅北轍。
前途未卜的特朗普美國保衛戰 二之二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