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那些不記得的蜂擁而來

「我陳沖，這次是帶媒體來拍上海，也可能會來拍作協⋯⋯嗯，拍梧桐樹當然也可以的，清晨的5:45到6:15是黃金時段……大清早的上海，現在難得看到了，這半個小時是最好的……我準備化妝了，因為拍戲，最近腦子裏全部是戲，不曉得上海情況了，真的不記得了，儂（你）幫我答幾句好吧。」

我提到梧桐樹飛絮擾民的新聞。她答：「為啥不擾啊，漂亮的東西都要作的。」

這是她自編自導某部電影期間，從新疆飛北京見了剪輯師，然後趕來拍上海的短片，那天的梅雨無休無止，和平飯店窗外緩慢移動的海輪、作協的鳥鳴，都伴有淅瀝雨聲。

等她開始每月在《上海文學》連載這部長篇，寫到編導這部電影的一稿就想到她曾經的語錄──你說你「腦子裏全是戲」，這戲究竟是什麼？

你得仔細寫寫，片子至今沒有放映，紙上就可以還原，可以詳盡一寫等。但她給我的印象是退回當年的梅雨中，「不記得我當時想啥了，真的不記得了，不記得了」。

她的文字落實在思緒與聯想中

感覺她的寫作，是徘徊在「腦子裏全部是戲／完全不記得了」之間的狀態，沉浸於只屬於她的內心景象裏；比如一度我們都關注已故導演彭小蓮的生動回憶（也曾刊載於《上海文學》），對電影製作過程的細微描述，尤其表現80年代閘北上海電影技術廠洗膠片現場的筆力，都給她極深的印象，但在以後的寫作中，絲毫不受任何影響，她的文字和文學觀，對於物、對於專業技術參數的描述興趣有限，只落實在情感、思緒、聯想的畫面中，面對編輯建議，她慣常回應就是已經不記得了，完全不記得了。

多年前她約我見面，是想做一種「歌舞片」，借用《繁花》一章的某幾頁，再現一群年輕人的面貌和音樂感，那年頭的男女，差不多的單調服飾，只有兩個「不良少女」像斑爛的花蝴蝶一樣飛來飛去。她說要把三層樓的房子一面牆拆掉，讓演員從下唱到上，從上跳到下，最後演變為載歌載舞的一種視覺狂歡。

我說，如果是這種狀態，根本就不會好看。她則用完全信任的直感說，她要的就是這感受，這是一種特殊意義的審美，肯定會很好看，你是根本不會懂的。為了這事，她專程去了香港，王導也答應了說，是可以試試看的；然後，她可能是忽然有了編導上述電影的強烈感受，因此作罷。

編輯注意每一篇連載的走向，作者則活在自有的延伸裏，看定自有的遠方，依靠自有感知，延展自有的緊密回憶鏈。

光陰荏苒，編輯因此轉為注重稿件的某些關鍵詞，比如多次提到了哥哥陳川，卻並不展開──你當時出國，陳川為什麼要送西伯利亞貂皮大衣？有點簡單了，完全可以展開；為什麼陳川那麼想出去？原因是什麼，是怎麼就走的，一個人能帶那麼多畫嗎，等等等等──現想想這麼設問，也可能是整個青年時代，我沒遇見過一個美術青年。

她說，不敢寫陳川，怕寫不準確，他看了不開心。

那段時間，陳川只要回滬，照例去M50同夏葆元、王申生他們畫人像素描，一個素描的麒麟會。有次她興沖沖陪着陳川來編輯部，說要替我畫像，記得那天陳川說，他很多年裏不知畫了多少人像，都是當場就送人的。我說自己畫的為什麼要送人？今天這幅你一定要留着。我注意到在陳川面前，她不那麼自我了，只注重陳川的狀態，多次提醒周圍人閉嘴，保持安靜。所以說，你看──我在微信裏告訴她，陳川那麼和靄，仔細寫寫他是沒任何關係的，我可以保證陳川根本不會生氣，快寫吧，仔細寫一寫，完全沒問題，寫吧。

文字間濃厚的上海文藝氛圍

這可能是最有舒適感的編輯記憶了，一個月後，收到詳細描述陳川的大段文字，其中還包含了陳川的原文，實在是一種解惑和創建；在那段時光間隙裏，兄妹倆竟然呈現了濃郁的上海文藝氛圍，幾乎是一部關於上海的文藝電影，或陳氏的歌舞片，美術、文學、詩歌和琴聲，壁爐跳躍火光，喃喃的深夜私語，都有別於我看稿經驗裏的上海文學質感，我會聯想到那或許就是有別於北京的《陽光燦爛的日子》，虛構小說缺失的現場，被非虛構文字完成了。

同樣難忘還有《貓魚》的驀然回首，它就此一路緊緊相隨，一直對接到了去歲，待她詢問這部新書的書名時，這兩字脫口而出，它仍然、當然還活着，頑強生命的本身，始終那麼弱小和無助，自帶顯而易見的尾聲，卻仍舊是在堅守之中，苦苦期待。

以後，就是本次連載即將結束的階段，作者／編輯都關注了一部剛面世的非虛構，如能藉此假設一種文本意義的電影，一個連載紙上的編導演繹版，你就可以從青年一直演到老年。我建議說，你肯定沒體驗過，紙上王國，向來是個人的獨自完成，這有多自由，何必拖着一堆劇組和燈光呢，不用化妝，始終就做女主，異於電影人準則，你說演，就可一直演下去，試試看，很可能就是壓卷之作了⋯⋯這些來來回回的絮叨，餘音在耳，最後，緣自複雜的變故，此事終於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