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將東西去換錢。用物，叫「賣貨」；用才華，叫「賣藝」。一串魚蛋，底氣還值10元，有客有價。想唱歌賣錢？卻隨時會招致羞辱。別人說：「抖音天天有歌聽，不用錢！」賣藝者景況愈來愈頹，我也想封筆了。
帶淚痕的歌手史
香港的歷史，歌衫帶淚痕。100年前，歌女在街頭唱、妓院唱、茶樓唱、市集唱。後來，在舞廳唱、酒吧唱、夜總會唱、歌廳唱。到了70-80年代，才修成正果，可以開演唱會。但風光不夠20多年，樂壇又倒。今天，歌者躲到雲端網上唱，但很難「聽者自付」，拿的，是「或有」打賞，只好冀望副業有道，可以當KOL、帶貨、搶廣告、商場「騷」。藝和才不值錢，人被矮化，身不曲不得。
小時候，看見油麻地廟街夜市唱歌的：5-6人樂隊，男、女主角打情罵俏唱《遊龍戲鳳》，這些視為「賣唱」，其他區分，單槍匹馬表演者，慘被叫「乞兒」。大眾卻心態出軌，人家愈想錢，愈不想施與。10多年前，政府容許在旺角西洋菜街賣藝（現在，也禁止了），年輕人懂得包裝，新稱號是”buskers”。”busk”的原意是尋找，找知音、找飯吃、找夢……
娛樂圈朋友說：「現在找新人，會這樣做：主辦歌唱比賽，一大堆boys和girls，看誰打贏持久戰？去工廠大廈聽indie騷（獨立音樂表演），哪個歌風可入屋呢？最後，巡巡busking熱門地點，如天星碼頭，看有沒有標青歌手？」
余震東小時候的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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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村仔的音樂初心
年輕的余震東在中環碼頭前面行人天橋busking，給經理人鄧慧詩發掘，從此走上歌手之路。震東高高瘦瘦、正派、樸實，感覺像台灣的張震嶽。他害羞地說：「街頭busking，有兩件事情，我堅持的：首先，要背熟歌詞和樂譜，才會唱出感覺，音樂不是唱K，要融入體內，才算盡責；如果歌手沒有堅持，把每次表演看作最後一次，便變混飯吃，向下流。此外，Buskers同行，在街頭吃風吞雨，應該互相幫忙，如果還因爭地盤而傷和氣，何必？」
余震東，出身大埔基層家庭，住公屋，家裏環境不好，但母親支持他學習音樂，就讀的著名救恩書院，容許震東在音樂科轉玩非傳統的流行結他。母親說：「東，既然你喜歡音樂，不用擔心學費，去追音樂夢吧！」除了上學，震東還去鑽石山的香港國際音樂學校上課，學習聲樂和作曲。
中學畢業後，震東不介意在建築地盤打工，處理消防裝置，他說：「地盤工以日薪計，時間彈性，容許我上街唱歌。雖然日曬雨淋，但是想到唱歌，我便快樂。」
我問：「為何選擇在街頭唱歌？」震東：「我喜歡唱歌，最容易的方法便是在街頭擺檔，其他方法，如找娛樂公司，太有機心，複雜的計算，會扭曲我對音樂的初心。」
我再追問：「有沒有想過，busking不能搵食？」震東抬頭失笑：「沒有！我是簡單的人，甚至要找拍檔，也覺得麻煩。我買了一支較好的結他、一個樂譜架、弄了些基本的音響設備，便跑去中環擺檔唱起來。最初，有點害羞，但是想想『音樂需要知音』，我的膽便大起來，把行人看作朋友。記得第一次有人把零錢拋在地上，我不覺得是同情，這些心意，是鼓勵的打賞。」
余震東以往街頭busking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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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族群不同歌
我求知慾強：「有沒有黑社會向你收片？」震東不等半刻：「沒有，反而警察走來，勸喻我離開，因為有人投訴阻街，我收拾東西，立刻轉去別的地方。像幽靈，神出鬼沒便對了。」
我關心：「父母有沒有反對？」震東合掌：「媽媽永遠支持我，爸爸擔心我收入不穩定。其實，好的月份，可賺到一萬元！人窮，便要節儉，我一天只在外面吃一頓飯，還要在下午茶時段，挑特價套餐。內疚的，是沒有能力養家。」
我笑：「聽說你做busking要跑場？」震東笑：「中午，尖沙咀多些客人，他們是遊客。到了黃昏，坐船趕去中環，因為下班時間，白領眾多。」
我搖頭：「真不容易！」他俏皮地：「放心，中環和尖沙咀的客路不一樣，我不用重唱太多歌曲，挺開心的。」我試探：「有時候，一個人在戶外唱數小時，會寂寞嗎？」震東：「香港人害羞，很少有人找我聊天，所以，我對着空氣唱，空氣成為我的朋友，它還有溫度呢。」
余震東的造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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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後來，你放棄了地盤工作？」震東：「對！我想做專業busker，寫些新歌給自己，故此，一星期，三天在街頭賣唱，兩至三天在家作曲。」
我開另一話題：「觀眾是什麼人？」他拍拍腦袋：「經過的路人，有不同年紀，而駐足看的，亦有老有嫩。最難忘中環有位婆婆，80多歲了，堅持把紙幣塞到我手上，表示尊重我。中環人比較爽快，給20元紙幣；尖沙咀的人比較豪邁，會把零錢擲在地上。他們幫忙了生活，我都感激！要唱歌，有錢才可活下去。」
我問：「你挑什麼歌曲來唱？」震東吸了一口氣：「我的歌分三種：討好別人的歌，有些老金曲，例如”Fly Me to the Moon”，一開腔，途人便圍起來。至於我喜歡的歌，以國語為主，例如李聖傑的《痴心絕對》、莫文蔚的《忽然之間》。第三種是自己創作的新歌。」
我問：「在街頭賣CD嗎？」震東：「哈，沒有，我要求賣唱一事，純正簡單。」
余震東、作者和鄧慧詩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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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的快樂夢想
我想想：「有沒有難忘人物？」震東也想想：「有兩位。黃劍文，他出身單身家庭，相依為命的母親自殺了，他決定走遍全世界做busking『電波少年』，用歌聲鼓勵別人好好生活，唱歌不單是賺取旅費，也尋回失落的人生。另一位是永遠穿紅衣的嬸嬸，外省口音，我們叫她『北京道歌后』，她沒帶樂器或音響設備，站在那裏便清唱，目測四方，用銷魂的眼神唱鄧麗君歌曲，尋回自己的美麗。」
我頓頓：「覺得busker會變主流手嗎？」震東望着天花：「唔，想也不敢想。不過，現在的busker可以把MV放上網，『自紅』也可以。」
我問：「busking和登台唱歌的分別呢？」震東即場示範：「在戶外唱歌，會誇張點，例如有時加些哭腔，引人動容；有時又會把結尾音拉長，增強感染力。」
我調皮：「人有三急，又怎樣解決？」震東正經地：「在外面唱歌，常常流汗，小便的需要不大；而『大件事』呢，幸好它守規矩，在演出後，忙把細軟收拾後，拖進廁所，安心解決。」
曾經有一個著名街頭藝人說過：「busking是既自信又謙卑的工作，當你認為自己行的話，便跑到街外，自設舞台，一嘗當歌星的暢快；但是街頭是大家的，佔據地方，要懂得禮讓，別人稍一不滿，立即撤退。」想起來，這兩極的心態，對年輕人來說，是很好的EQ訓練。
我的文章常常談夢想，青年人的夢想達到，未算幸福，它可能只是快樂。有時候，夢想幻滅才是幸福，因為受過重傷，已無傷可再重；這不是阿Q，是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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