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提到許多考試的限時完卷。急忙查看中國古代的科舉，如何處理答卷時限；也知道，考試需要有時限，也許是必要的，但是時限的鬆緊會不一樣。起碼知道答卷的速度，是否也是一個競爭的元素。也許是翻查得不徹底，找到的資料比較零碎。
唐代科舉：（門生）如果白天沒有答完，可以夜間繼續作答，由官府給蠟燭三條，以燒完為時限。宋初限於白天，不准繼燭（因夜間利於作弊），但執行不嚴，仍有次天清晨仍未出考場的（註1）。明清（省裏的鄉試與京城的會試）則是考三場，每一場第一天進考場，第二天凌晨開考，第三天交卷；九天考完。而每卷的要求往往是「不少於三百字」，可見時間還是頗為鬆動的。不過以上的資料比較零碎，只是一個掠影。
加速、增潤、濃縮
上周也提到跳級。剛知道內地一所辦得不錯的學校，校內允許跳級；更有跳兩級的；也有分科跳級的。筆者恰同訪問了香港的資優學苑。也談到跳級，還因而看到教育局的文件。讀者也許知道，對於資優學生，有加速與增潤兩個方向。上周提到筆者的學生，中二就想學微積分，那是屬於加速；也可以說是提前學高年級的東西。上周提到蕭文強教授建議此學生增廣有關數學的見識，則屬於增潤。教育局的文件，還有第三個方向：濃縮，也就是把學生已經覺得非常容易的課程，減少其作業的份量，騰出空間，做加速或者增潤的工夫。
三者其實並非互斥的。不過人們容易把眼光局限在正規課程裏面，因此就覺得跳級，就是提前完成未來的學業，因而有成功感。內地大學的少年班，未到18歲就進入大學；香港的大學也有讓資優學生提早入學的，也是這種概念。覺得這孩子已經可以學大學課程了，何必留在中學浪費青春？歸根到柢，這也反映了上周提到的「按齡分級」不是一個合理的制度。
但是，跳級也有它的問題。首先是學生的知識增長與他們的社交成長的矛盾。跳級了，在知識學習方面，得到了合適的階梯；但是跳了級，就要與年齡大一些的同學共處，也會失去了與同齡學生相處的機會。在社交和情緒方面往往需要一定的適應。其次，因為某方面的資優而跳了級，學生知道自己的長處，但也可能失去了讓其他潛能浮現的機會；也有機會因為跳級而失去了學習某些知識的機會，因而出現知識斷層。
香港資優學苑在這些方面非常清醒。資優學苑主持的都是校外活動。每年由學校或者家長推薦的大約有1.2萬至1.3萬人。首先是讓學生通過一段時間的自學；挑選出來的再要經過兩至三個月的嘗試；最後每年約有10%的被推薦者入選。有些人純粹把智商（IQ）作為資優的標尺，很多社會已經棄用。資優學苑就沒有依賴IQ。
跳級、爭先、爭贏
資優學苑首先注重的，不是知識的加重，而是全人教育。大量的活動，讓資優的學生參加許多群體的活動，學會與人相處。筆者覺得這一點非常先進。社會上的誤會，資優學生就是聰明人，資優教育就應該是讓他們變得更加聰明，而聰明就是在知識方面高人一等。筆者的理解是，資優學生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成為知識或者技能的主人，而不是知識或者技能的奴僕。傳統的資優者，會是科學怪人、藝術怪人，難於與人相處，在今天的社會就不容易立足。的確，資優學苑的學生還包括數位既是資優、又是自閉的雙重特性。他們在某些方面非常優異突出，但是與人相處卻往往是大弱點。不克服後者，前者就難以得到社會的接受和認可。
從跳級，又可以聯繫到另外一個觀念：爭先，或曰爭贏。本欄不止一次，表達了對「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耿耿於懷。理性地說，賽跑關鍵是不要輸在終點線上，起跑線不是一個關鍵。另一個理性的分析，就拿賽跑來說，運動員關注的是有沒有破紀錄──世界紀錄或者自己的紀錄──而不是跑贏跑輸。贏了，看贏了什麼人；輸了，看輸給什麼人。輸贏是相對的，實力（速度）才是值得關注的。同理，有些學校仍會把學生排名次。成績表上全班第一，學生、家長都會很高興，但是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水平。
然而，從心態來說，爭贏其實可以說是一種虛榮心態。關心名次，但是不太關注名次背後有什麼內涵。本欄一直認為，上兩個世紀遍蓋全球的學校制度，基本上是以經濟話語作為框架──把人分類分等，變為人力資源，以適應社會的人力需要。而在教育制度裏面，就演化為學歷話語。也就是以學歷的框架，支撐整個教育體制。於是人們就很關心學歷，因為這是入場券，也是飯票。而學歷又衍生為考試、分數、成績、獎項、入學、證書、文憑……有了這些，就算是成功了。而在工業社會，又的確認定這些作為聘用與晉升的標尺。
功名、學歷、虛榮
最近學海書樓給了筆者一個機會，探索科舉。悟出了一個道理：科舉也是塑成了「虛榮」心態。科舉，是一種功名話語。門生追求的是答卷成功；而答卷成功，是爭取入選、上榜，絕無其他。而功名的背後，為公可以「治國、平天下」，為私則得到利祿、富貴，更可以光宗耀祖。科舉引發的是一種全民文化。全民追求功名，全民把希望寄託在考試上面。
工業社會的經濟話語與中國古代的功名話語，不謀而合，跨越時代，匯成一股威力無比的虛榮文化，成為現代華人社會教育觀念的底蘊。
在教育而言，這就是應試文化，堅固難摧。人們把升入大學看成與科舉上榜相若的登上龍門。而大學入學這個關鍵的篩選功能，社會又似乎認為理所當然。在內地，高考；在香港，DSE；在台灣，爭入名校。看不出有任何政府政策可以逆轉；也不是有什麼人登高一呼，就會改變。
但這種文化絕不止於教育。獎項、名譽、職稱，在華人社會都非常重要。在中國內地，主要媒體的報道、領導的讚譽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份量。更廣泛的是有時候耍弄文字，一句話把事情概括了，就可以認為是定調，而不加分析。香港也會有這樣的情形，用了一個動人的口號，就作為有了政策；有了宣傳，就以為政策已經落實。
姑且把這種文化現象稱為「符號文化」。以符號代替實質──在中國古代，是以功名代替能力；在工業社會，是以學歷代替實力。沒有了封建王朝，沒有了大規模生產的金字塔科層，醉心於「符號」的文化，終將被社會所背棄。
這裏無意散播悲觀氣息，但社會文化的演變，將是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但筆者沒有失望：在同樣的文化底下，仍然會有不少突破文化的例子。
筆者對教師與家長的話：學生要考好試，不在話下！但是千萬不要把應考的努力，霸佔了學生的全部生活；不要把學生的時間，浪費在沒有實質效果的競爭與虛名，反而應該盡量拓寬應考以外的空間，讓學生有廣泛的經歷。事實證明，學生的學習能力，往往遠遠超過我們的想像。
註：1. 梁庚堯，宋代科舉社會，台大出版中心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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