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日皇明仁最後的和平講話說起

筆者撰稿當日，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投降73周年。已經決定在明年初夏退位的平成天皇明仁剛在東京的日本武道館進行了他任內最後一份「終戰」講話，被日媒稱為「平成時代最後的和平講話」。另一方面，十數名跨黨派的國會議員在同一日參拜靖國神社，作為他們紀念這個歷史時刻的方式。

日本國內對二戰定案不同

不管怎樣，隨着這位生於戰時、繼位於泡沫經濟爆破的天皇讓出王位，新天皇將在明年以「戰後世代」的身份代表日本，繼續與「終戰」對話，這意味着這個被塑造為日本國家代表的象徵將走入新的時代。

話說回來，筆者提到8月15日這個日子時以「終戰」來稱呼，這斷斷不是筆者成為日本極右分子的朋友，而是因為當前日本國內的確公開地、毫不在意地使用「終戰日」來稱呼這個日子，與日本國外的「敗戰」、「投降日」的稱呼南轅北轍。

那麼，為什麼日本國內在73年後的今日，仍然堅持用「終戰」，與國際社會的共識唱反調呢？其實早在戰後的1952年，日本外務省出版《終戰史錄》開始，日本官方已經帶頭使用「終戰」這個用詞至今，這也顯示了日本政府即使對外向盟軍無條件投降，但在日本國內對於定位二戰卻已有另一種的定案。

在六、七十年代的左翼運動中，左翼學生高呼昭和天皇應為二戰戰敗而負上戰責，「敗戰」成為了他們的口號及意識形態的代表詞之一。但隨着左翼學生運動全面解體，伴隨經濟重新發展，以及冷戰的大局影響下，「敗戰」再次被「終戰」壓過，日本政府成功塑造自己為世界裏對抗極權的共產主義，保護資本主義、自由和民主的一分子，時至今日，「敗」的陰影也隨之不了了之。

假戲真做的投降

另一方面在日本國內，雖然接受了盟軍的波茨坦宣言，對外以「投降」的方式結束了戰爭，甲級戰犯等一些代表的日本右翼分子以及支持戰爭的財閥在戰後，受GHQ（即盟軍最高司令部，日本稱總司令部或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GHQ）的嚴令而解體，但不少右翼分子仍然得以留在戰後的日本政府中，對於他們來說，如何面對這場戰爭成為新的課題。為了向國民解釋這場戰爭，日本當局開始樹立一個封閉的二戰觀，而且這種二戰觀自冷戰開始，隨着時代推移，成為了現在日本官方以及媒體公然套用的說辭。

這種二戰觀跟上述的「終戰／敗戰」觀之爭互為表裏，即他們的潛台詞是日本帝國當初是為了建設大東亞共榮圏，從西方帝國主義（盟軍）的侵略中解放亞洲，亞洲在日本帝國的帶領下重新振作，但計劃被盟軍所阻，最終由於憂慮日本國民及國土遭受西方帝國主義（盟軍）報復而生靈塗炭（事實上是擔心盟軍進行登陸戰，以及受到原子彈的驚嚇），於是決定下令終止戰鬥，結束這場對抗戰。

換句話說，在當時的日本政府以及右翼分子對日本國民的解釋上，宣稱「投降」是為了讓西方帝國主義停止報復的苦肉計，是「萬世一系」天皇甘受屈辱下，忍氣吞聲地造就的結果，說的再直接一點的話，那是假戲真做的投降，但只是劇情需要而已，結果上其實是日本天皇以保住國家國民的生命安全為前提，停止了戰爭再打下去。因此，這一天──8月15日是「終止戰爭日」，而不是「戰敗之日」，否則便是真的將劇當真來演，「過度入戲」了。總之，在日本國內的官方解釋下，這是由昭和天皇的「聖斷」下，結束了這場為日本國土及國民帶來災難的戰爭，是天皇體察國情，體恤民苦的英斷。

日右分子批評「自虐史觀」

所以，在日本政府的眼中，侵略他國斷不是大惡，也不是遭受盟軍反擊的原因，那些為日本帝國奮戰而死的人也理應成為英靈，為後人所歌頌及記憶。當然，隨着全球化以及鄰國的發展，這些說辭已經不能再堂而皇之的公表於人前，尤其是中、韓兩國在八、九十年代發展起來後，重新舉起二戰侵略來凝聚國內人心，撈取外交籌碼。

這大大地刺激了當時的日本右翼分子，他們為了維護「先烈的尊嚴」，必須找出一個方法來阻止中韓以及西方國家「咄咄逼人」、「混淆視聽」，於是便通過日本的媒體以及向政府施壓，從各個渠道指責中、韓兩國陷入「自虐史觀」，催眠自己為受害者，無理地將同樣是「受害者」的日本醜化為「加害者」。

兩方的口舌之爭已持續了數十年，相信各位讀者已有所察，自然不需要筆者多說，而日本現代的國民也無意再為這舊事多言，總之實行「不要提，不想談」的態度，既有日本國民積極面對，也有不少以不否定也不承認的態度逃避，總之日本右翼分子的「護國」運動在目前的日本社會裏仍有一定的聲音，但在日本國民日夜忙於溫飽、工作的事實下，其實難有市場。

然而，這裏要注意的是，這種右翼思想在日本即使已不如二戰當時活躍激烈，但在當今世界各國的右傾思潮日益蓬勃下，日本的右翼思想也重新得到了養份。尤其是筆者長居日本多年，親眼目擊日本的大型書店裏，親右翼思想的書本佔據書架的比例逐年增大，《美國才是日美戰爭的敗者》、《世界尊敬的日本帝國》云云的書目愈來愈多，而冷靜分析二戰，以及呼籲反省二戰的書籍則慢慢瑟縮在不起眼的一角。

民眾應更多對話 坦誠交流反思

同時，近年特別是安倍第二次內閣上台，不論左右派，各大日本電視台播放、製作不少關於二戰的短電影，2014年由TBS電視台製作的《遙遠的約定》（遠い約束 ～星になったこどもたち～）便是一例。

該片以敗戰後滯留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日本移民的遭遇為題材。客觀上當然他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但製作上渲染戰後佔領該地的蘇聯軍隊犯盡戰爭罪行，又或者這些移民為了生存，被迫與奪回土地的中國人民結婚來保命，這些安排都有意無意地將日本殖民主義的部分「完美地」切割，而將故事時間設定成二戰後，結果上也避開了敏感的戰責問題，總之，「大家都是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思維便是這些劇集的主張。

站在歷史教育的角度而言，這種片面、獨善其身的主張究竟能夠怎樣使國民清楚明白歷史，筆者作為研究歷史的一分子，不禁為此感到擔憂，而配合上述右傾書籍陸續佔據書店的當眼位置的事實，不論是不是曾受侵略國家的人民，這個現象都讓我們有理由擔心，即使今日日右分子不成氣候，但當這種片面、自我中心的史觀教育他們的下一代時，歪曲的歷史認識難保不會成為將來的禍根。與其只是一邊倒的指責批評，怎樣製造更多對話的機會，讓各方民眾可以超越限制，坦誠地一起進行反省及交流，才是有利於將來的共存共榮，而不是將這「仇恨」、「怨懟」留待日後爆發時才消極處理。歷史之鏡總在我們身旁，關鍵是我們是否視而不見而已。

作者簡介：

胡煒權

旅居日本的香港人留學生，日本國立廣島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碩士，現時為日本國立一橋大學博士生，專攻日本中世史。

著有《明智光秀與本能寺之變》、《日本戰國織豐時代史》（俱為「 台灣遠足文化」出版），治史之餘，不忘留意日本時事、文化及眾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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