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容宛在，永別難忘」

 

諸位讀者請大家不要誤會，我這裏不是給周總理寫傳記，給他寫傳記的書已經很多，我也沒有足夠的資料 ，這裏我只寫一些我對他的私人感受。前兩篇我已寫了一些我對他的看法，最近在回憶一些他動人的片段時，忽然看到電視上放映我父親關錫斌（後參加地下反日運動改名管易文）早年和周總理一起組織天津《覺悟社》和參加｢五四運動｣的情形。

 

周恩來百歲閔壽前夕，中央電視台拍攝《百年恩來》記錄片。我父親已經是百歲老人。他作為｢覺悟社｣最後的一位健在者，也是劇組開拍後採訪的第一人。主持人介紹說：《百歲之年，管老對親人已經喪失了辨別能力，可當攝製組把總理的照片放到他眼前時，他用顫抖的手撫摸總理的照片，竟然連喊了三聲｢音容宛在，永別難忘｣——這是總理逝世那天，管易文老人用毛筆親自寫下的悼詞。這一幕讓在場的所有人的心靈都受到了極大的震撼！｣看到這一場面，你們可以想像得到，我有什麼樣的心情。

 

 

我的父親關錫斌比周恩來大兩歲，1917年，考入天津直隸師範。1919年5月4日，當時由袁世凱代總統培植的北洋軍閥，是中華民國早期最重要的民國軍閥勢力之一，雄霸一方。西方列強把德國投降後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北洋政府未家反對，國人極度不滿。從而北京大中學生上街遊行示威，表達不滿。當時最著名的口號之一是外爭國權，內除國賊（懲除媚日官員）。結果遭到鎮壓。引起全國師生憤怒。全國學聯立即約集天津、南京、武漢、河南、湖南的學生代表一共21人到北京總統府請願，當時天津覺悟社在周恩來的宣導下，剛剛成立才兩天，決定派郭隆真和關錫斌參加請願團，周恩來則組織一組聲援照料團也到北京。32個代表于9月底抵京，10月1日在總統府前整整站了一天，直到晚上十點，忽然被軍警逮捕。這下震怒了天津學生聯合會，數千人在周恩來率領下於雙十節（中華民國國慶日）到北京與北京學生一起示威，聲勢浩大，逼得北洋軍閥不得不放人。天津覺悟社從此在天津起到了學生組織的核心作用。周恩來和我父親從此成為了莫逆之交。

 

 

雙十節的鬥爭促成了天津學運的擴大和鞏固。天津覺悟社是五四運動時期天津的青年學生團體的核心，但是周恩來等核心人員認為天津學生聯合會和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已經存在，沒有必要另起爐灶，而且反動政府會隨時抓人，不如讓覺悟社成為一個20名男女青年的小團體，成員對外隱姓埋名。於是全團決定用抓鬮的方式確定代號和化名。｢覺悟社｣共20名成員，其中10名男青年的名單是周恩來提出來的，周恩來抽出來的代號為5號（化名伍豪），鄧穎超是1號，後化名為｢逸豪｣。我父親關錫斌的代號為18號（後化名石霸），從此管易文與周恩來結下了一生的友誼。覺悟社團結進步青年開展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活動、改造社會挽救祖國的鬥爭活動，積極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前的重要革命組織之一。9月16日覺悟社正式成立，周恩來被推舉為會議的主持人，負責起草覺悟社宣言，並主編刊物《覺悟》。覺悟社內部實行委員制，各自負責所分管的工作。1920年底，覺悟社集體活動結束，組織不復存在 。

　 

 

北洋軍閥反動政府當然也不是吃閒飯的。關錫斌已經上了黑名單，周恩來為我父親找到了赴法勤工儉學的獎學金，1919年底來到巴黎。我父親在國內本來就和基督教有淵源，開始學神學。誰知，2010年11月周恩來也來到巴黎。周恩來自小就是一個非常愛讀書的人，他的理想遠大，他在天津南開中學的幾年學習中，已經有遠大的理想。他曾寫道：｢凡同一人類，無論為何種事業，當其動作之開始，必籌畫其全域，預計其將來，抱無窮之希望。｣

 

據文字記載，1917年俄羅斯十月革命對年輕的周恩來影響很大，他開始有憂國憂民之心，閱讀大量的有啟蒙思想的書籍，日本河上肇教授（1879-1946）， 他為了獲得歐洲哲學經濟學真髓，1913年他到歐洲留學，於1915年回國。他是｢一步一步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1916年發表的《貧乏物語》，對周恩來有所影響。從1919年起，河上肇開始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並創辦雜誌《社會問題研究》，作為研究馬克思哲學的陣地，成為當世日本首屈一指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據說，河上肇是周總理進入馬克思主義的啟蒙者。

 

俗語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1920年，周總理到了法國，很快就與旅法華人張申府、趙世炎聯繫上了，他們於1921年在巴黎共同組織起來，主要骨幹有劉清揚、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人。該組織成立時並無正式名稱，1950年代起，中共黨史將該組織稱為｢旅法共產主義小組｣。  

 

我的父親雖然也很激進，但馬克思的理論還沒有進入腦海中，他在巴黎不到一年就坐船到美國，在耶魯大學攻讀神學。1926年父親回國後，還想和當時的基督教人士趙紫辰、吳耀宗、徐寶謙等一起用基督教救國。但英雄無用武之地，他於是先後到廣東嶺南大學、青島齊魯大學任教。父親在1981年我第一次回國，他向我回憶說：｢1937年，日本侵華，中國爆發全面抗戰。我於1939年在武漢見到周恩來。周總理責問我，我的的組織問題解決了嗎？我搖了搖頭。他於是立即和旁邊的同事說，立即介紹他入黨｣。周總理是不是我父親的入黨介紹人， 他已經85歲了，也說不清，但是他入黨那一天，父親肯定，總理是在場的。 

 

 

1981年，我因文革內亂逃離國外整整13年後，終於又回到祖國大地上。當天就去探望85歲的老父，客廳的正牆上懸掛着父親的書法｢音容宛在，永別難忘｣ 和父親與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的合影。父親看到我一直在愣着，就說：｢鄧大姐剛剛打電話來祝賀你回來了。｣我問：｢鄧大姐怎麼會知道？｣父親回答說：｢你的出走，是件大事，現在你能回來探親，鄧大姐從中一定也起到推動作用。周總理雖然已經離世，但他生前是原諒你的。這點我知道。｣我完全相信這一點，謝謝你們，周總理、鄧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