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香港的教育開始發展、經濟開始起飛、大專學生開始關注社會事務。我就在這個時候獲聘為香港大學明原堂的首任舍監。
下棋必須求勝，人生以和為貴。
排字工友便「事急馬行田」，臨時以「法」字權充「浤」字，因而鬧出笑話。
他說，一直都想跟我對弈，但從未有這機會。
轉眼三十多年了，霍英東和毛鈞年都已先後仙遊，胡榮華也已臨近封刀之年，此事大概早已無疾而終了。
他們對我的計劃很感興趣，但對利用上數學課的時間教象棋的做法就甚有保留。
國際象棋是一個文明社會應該鼓勵的活動，政府有責任去支持棋會承辦這個比賽。
是次古巴之行，加深了我對它的人民和政府的好感，也改變了我對爵士音樂的愛惡，是我今生無法忘懷的一次旅程。
我有兩盤棋是很富戲劇性的。一盤的對手是黎巴嫩的Antoine Galeb，另一盤是摩洛哥的Dris Benabud。
比賽採分組循環制。首循環（初賽）分7組，次循環（決賽）分4組。在首循環階段，我們頭五場的對手都很強。
1966年，香港獲邀參加當年10月在古巴哈瓦那舉行的第17屆奧林匹克國際象棋賽。當晚古巴的領導人卡斯特羅到酒店跟蘇聯的棋手對弈。
當年頗常有蘇聯的船隻途經香港，或特別到來進行維修工程。高智往往趁此機會，安排我們上船跟蘇聯水手交流。印象中，這情況在60年代上半頁出現過三、四次。
比賽結果，平遠和我分別獲得冠、亞軍，團體冠軍自然也就屬於香港大學了。英皇的黃熙熾和譚秉權都取得很好的成績，該校因而獲得團體亞軍。
七十年代中，收到梁利成的電話，表示他將會成為國弈會的理事長，希望我重新加盟，一起推進香港的象棋活動。這時我對推廣棋類活動的工作已經有點意興闌珊，所以沒有接受他的邀請。
這次高調擺棋檔引來外校一些象棋好手的挑戰。
這裏是棋王梁慶全和白樂弈的地盤，他們經常在此「長駐候教」，彩金也是每局2元，饒讓的條件則因人而異。他們往往先介紹一些「客仔」跟我對弈，讓我「先打劫紅毛鬼，後進貢法蘭西」。
執後手時，我曾多次運用馮敬如獨創的「單提馬棄砲陷車」局，取得壓倒性的勝利。
倉卒歲月，世事如棋，每局都光怪陸離，
驟晴驟雨，人事天天變，有喜亦有悲。
出版後，銷售情況理想，目前 (2014年) 學校只剩餘不足200本。港大和拔萃都因這項計劃而略有進賬，這使我感到安慰。
我們必須以世界公民自居，而不僅是某個家族的成員或某個國家的國民。
曼儀很欣賞這本書，希望外國的青年，特別是華裔青年，有機會讀到這本書，因此主動提出要把它譯成英文。
經此一跌，我們決定留在香港終老。
碰巧醫院又有個電腦房，供病人用，但它的利用率低至接近零。我知道有這設備後，經常到那裏「蒲」，跟朋友通電郵。初期用左手尾指按「a」時，一出就是十餘個，到出院時便已降至三、四個了。
我想：如果這一天真的出現，我還可以讀書、寫作和下棋。於是，我開始構思我早前想過的一個計劃：編一本中學適用的世界歷史地圖集。
她出院後，便第一時間奔向三文治店，打點業務，跟着和 Kevin 一起，開車到附近的超級市場買貨！曼儀和我看在眼內，痛在心裡。愛莫能助，徒呼荷荷！
手術之後，主診醫生表示，可以回家後才吃止痛藥。但不知是否麻醉藥用得太少，或是手術花時太多，我甫離開醫院，口腔便痛得要「叫救命」了。
在哈市生活期間，我們曾多次返港和到各地旅遊，會見各路親戚朋友。
我們在哈市生活期間，不少散佈各地的親朋，不惜長途跋涉，前來相聚。他們的蒞臨，給我們帶來了溫馨、甜蜜的感覺。
我以32,000加元的代價，買下一家獨立咖啡店的經營權，關燈即是關門，晚上全不設防，冰箱是不上鎖的。
多元文化節是哈市一年一度的大型活動，在夏天進行，為期一週，有點像香港的年宵市場，但所展示的不是單一的文化，而是世界各地移民帶來的不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