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市有點像香港。初開埠時，香港只有港島，九龍和新界是日後發展起來的。
曼儀表示希望有一個溫室，我於是為她設計了一個，加在我的書房外。
哈市臨海，街道高低蜿蜒，多樹，入秋紅黃棕綠紛陳，叫人目不暇給。
1994年6月30日，我懷着悵惘的心情，向香港道別，到加拿大生活。
遊覽團的原定行程如下：乘火車去廣州、乘飛機往蘭州、乘旅遊車至敦煌、乘飛機回蘭州、乘飛機到廣州、乘火車返港。
開車前往大峽谷時，我注意到油箱只有四分一滿，於是請她們留意，見到油站就提我加油。不料沿途的油站都偃旗息鼓，停止營業。
我曾應美國政府邀請，前往美國各地學習和遊覽六周，旨在了解當地的歷史和文化。我跟十餘名團友建立了友誼，有些維持了數年，有些十餘年，有一位至今仍然時通魚雁。
回眸細看，發現在中英聯合公報發表前後，香港成立了不少各式各樣的會，有自發的，大概也有奉命行事的，其中有些恐怕不無政治目的。有人成功了，搶得一席位；有人失敗了，消聲更匿跡。這時，香港出現了「有人辭官去外國，有人趁機趕科場」的現象。
清晨、黃昏，平滑如鏡的淺海上，都會有三數隻海鷗在天空飛翔、或在水上起舞。農曆月頭、月中的晚上，都有漁人划了一艘掛着大光燈的小艇前來捕魚。漁夫作業時，為了把魚兒趕進網內，不斷用木條敲打木板，發出很有節奏的「恪恪」聲。
兩年後，我們搬到同座向南的4C 單位。這單位的主睡房向西，對正明原堂，下面是一道原本是小溪的水渠，經年流水潺潺，聲如天籟。可是，正是這悅耳的音樂逼使戶主搬家，因為她神經衰弱，忍受不了那聲響。
他們認為，搞課外活動主要是為了提高學生的知識和技能。我對這觀點有很大的保留。我們可以嘗試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一下這個問題。英文有一句諺語：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你有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
經過八年的運作，協會已趨於成熟，它應該可以作進一步的發展了。於是我請幹事會考慮向小學進軍。次年，協會成立小學支部，開始招收小學會員。再過一年，協會在九龍童軍總會的酒店舉行十周年慶祝會，由李越挺、何子樑和我主禮。半年後，我便離開了香港。
課外活動統籌主任協會終於在1984年1月21日成立了。典禮假葛量洪教育學院舉行，由副教育署長梁文建主持。散會後，獲選幹事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互選職員及討論協會未來工作大綱。結果，代表培正中學的陳德恆當選為第一任主席。因為這是一個中學教師組織，我一直隱身幕後，以顧問身份參與他們的工作，直至退休。
會議期間，陽光普照，春風拂面。這個會，人和、地利、天時，一應俱全，預兆着它將會取得預期的效果。
順帶一提，麥理浩上任不久，便約見司徒華了。這是1971年的事，是司徒華自己告訴我的，那時「文憑教師薪酬事件」尚未發生。次年，明原堂一位宿生走來告訴我，說收到麥理浩的邀請，與幾位港大同學一起跟他共晉午膳，並問我知否背後的理由。我怎會知道？但可以猜到多少。
香港中學的地理課程一向都不太重視中國。1997年之前，課程綱要雖然提及中一要學鄰近地區的地理，但實際上只觸及皮毛。
許冠傑那句「最緊要好玩」是我的座右銘。
……這類活動給陷入財政困境的學會帶來了生機：會員回來了，財政也開始好轉了。
80年代下半葉，我不僅活躍於國內的地理教育界，也經常出外參加國際研討會，也曾參與「地理教育國際憲章」的定稿會議，並獲委為中文本的譯者。
我到格致中學觀了一節課。授課的是一位年輕教師。他準備充足、態度誠懇、聲線明亮、講解清楚，可說是一節上佳的課。美中不足的是：臨近尾聲的時候，有學生多次舉手，但他視若無睹。事後我問他是否沒有注意到舉手的學生，他說不是，只是恐怕擔誤了時間，不能如期完成教案。
我覺得當時悉尼的評卷方法，比香港的好。香港採取的是「標準答案」模式：標準答案列出所有要點，每點若干分，一般來說，答中八成就可得滿分。閱卷時，不少評卷員只看要點，不管文理，導致教師以填鴨的方式施教，學生以「囫圇吞棗」的態度學習，並以「和盤托出」的方法答卷，以致香港的學生不少患上「思維失調」症。
對外是一個中心，內裏則是兩個隊伍。後來，我也因為一直都沒有一個妥當的辦公室而遷出。
這兩年我的確沒有做「學術研究」，因為這不是當務之急。那時最急切要做的是：教好書、做好教學實習的安排、協助搞好學院的行政、提倡課外活動等。
1993年的研討會是香港中文大學三十周年校慶活動的一部份，議題是《東南亞地區華人社會的課程改革：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得偉倫基金會、九龍樂善堂、英國文化協會和牛津大學出版社贊助。
大學要求同事多做研究、多在有份量的國際學報發表論文。這要求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但執行起來卻大有問題。
中大早有計劃逐步改建崇基學院，這計劃到80年代開始落實了。新的教育學院是80年代上半頁開始籌劃的，位於學生飯堂舊址。80年代中，圖則初稿出了之後，院長才公布消息和徵求意見。
談到著作，我想起了兩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第一件發生於1980年代初。在鴻基的推動下，教育學院的院長徵得校長的同意，組成了一個跨院系的「中文教材籌委會」，準備出版一系列的中學中文教科書。我是執行委員之一，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開了不下十次會，但每次都是「得個講字」，結果一事無成，計劃也因此無疾而終。這經驗使我有點心灰意冷，也加深了我對中大的疏離感……
我和鴻基的關係本來是不錯的，自此便出現了變化。再過一年，鴻基對我的誤會更進一步深化，起因是某同事的聘任。到80年代中，他看清楚這位同事的面目和我對院長的態度之後，我們才和好如初。
中大教育學院的教務會議一般都很冗長，動輒半天，有時一天，經常為芝麻綠豆的事情爭論不休。
學生對他的不滿包括遲到和早退，甚至「冇到」。另一位同事也受到學生類似的批評。他偶然遲到、極少早退、從沒「冇到」，但多次觀課時打瞌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