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學生能否積極投入學校生活已成為熱門的研究課題，香港大學心理系在過去幾年作了一個跨國的研究，探討初中學生在校的投入情況。所謂投入（school engagement）主要包括情感、行為及認知三方面，參加研究的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歐洲諸國、中國和南韓，橫跨北美洲、歐洲和亞洲的先進國家。
剛過去的星期日大清早出席灣仔金紫荊廣場升旗儀式，負責升旗的是香港制服團隊之一——香港紅十字會青年團，其中一位升旗手、兩位司儀及一位護旗手是我校學生。他們能在眾多人選中被挑選擔任重要角色甚是難得，是學校之光榮。穿着整齊制服的他們英姿勃發和充滿朝氣。
教師群體利益與政治訴求存在衝突時，議員會將何者置於優先位置。功能界別代表以反映/維護該社群意見/利益放於首位，抑或選擇優先爭取一己的政治訴求？作為教師工會，當政治、專業與權益有衝突時，如何面對與取捨。
若我在退休前寫本文，有人會說，為什麼你不寫小孩子在小學裏應該怎樣教？我的心意你還未明白？我想說的是：小孩子的教育，在0至6歲時最重要，我不是想為小學、中學老師推卸責任，責任是誰也推卸不了的。我們若推卸，是自作自受。（不久的將來，每一個年輕人要照顧三個老人家，教不好他們，不是自作自受？）但我真的深信：0至6歲最重要。
事實證明，透過計劃的栽培，無論是資優還是普通資質的學員都能在學習能力上表現進步，關鍵在於啟導的方法，和有關技法是否能促進另外兩個資優元素的發展。魚兒可變身，而且是可以變得更好的。
知識管理可以理解為：檢視組織內的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加以整合和轉化，並將這些知識資源有效存取和利用，提高組織創新能力，以應付組織所處身的大環境的種種挑戰和考驗。學校作為一個跨代傳遞知識、技能和培養正確態度的組織，實在是沒有任何拒絕知識管理的理由。
其實《易經》是很高深莫測的學問，如司馬遷所說「究天人之際」，研究天地才三者的互動。簡單而言，是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元素的配合。要順利，要成功，三者缺一不可，三者的溝通是必須的，「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人與天，人與地，人與人三組都能感通相交，事情就可以和諧圓滿。通則吉，不通則凶。
學校於12月中舉辦了一項由區議會贊助推廣中華文化的社區服務活動——皮影戲藝童鈴薈。這是一個兩天的工作坊及同樂日，為小學生提供一天半工作坊，由專業皮影戲導師在活動前教導我校學生製作皮影偶及演出皮影戲，活動當天協助導師教小學生製作皮影偶及演出；此外，老師以《弟子規》——孝為主題，指導我校學生搜集相關的民間故事，由他們改編成合適小學生程度的故事，並教導小學生作皮影戲演出。
由於本港大學競逐國際排名，也由於近年香港社會加速走進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大直路，大學用了不少資源，網羅了一大批頂尖的學者來港工作。一些來港學者，由於一向在世界頂尖學府受教或教學，對學生的要求十分高，我們一般人都認為應提高本地生大學名額，他們暗裏不以為然，因為本港進入大學的學生雖然已經是精英的精英，但在他們心目中一般仍是「未夠班」。
在不少外國和國內成功的經驗面前，不少香港教育工作者都有意引入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式。不過，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學習模式是否只適用於某些科目或課題，需要一定的資源和背景，並要求學生具有一定的學習動機和能力，而且與當地師生的教與學文化相適應。反之，在沒有上述條件下，將之應用在不同背景和科目的學習上，會否變成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甚至出現「一場遊戲一場夢」的情況，實在值得深思。
政府在推動教育預算時，雖然口講投資但運作上抱持的心態卻視作開支。結果苦了業界，最後投資無道就自然沒有合理回報。新的一年又來了，之後就是新一份的《施政報告》，筆者希望社會能夠真正凝聚到共識，把教育當作是社會投資。在當前全球化的競爭之下，沒有人才的香港就只有死路一條。
人既偉大，卻真是很渺小，人不能自大，以為自己無敵，目空一切。人要學懂感恩，學會知足，才會喜樂。我喜歡看人真情流露，頒獎典禮是一個平台，讓人學懂感恩，然後才會更努力不懈，做好每一天。
為了確保優良的學與教的素質，我會經常巡視課堂，看看學生上課情況。看到某些學生伏在案上，完全欠缺學習的動力，我為學生感到擔憂，他們現在不趁年紀小，多學習，日後又怎有能力在社會上立足呢？我失望的是學校未能完全教好每一個學生，我認為教好學生的意思有兩方面的，一方面是學業成績，另一方面是個人品德，而兩者皆可為社會作出貢獻。
假若政府施政及推行新政前有詳盡研究，施政阻力必會減少，成功的機遇率必會增加，最重要的是獲得民心與研究人才。這種學識及能力甚至可以輸出，成為真正的教育樞紐。《一代宗師》裏有一句對白：「念念不忘，必有迴響」，我與一些朋友自局署合併殺掉教育委員會後，常常與政府中人溝通：「諮詢架構失效是教育施政的絆腳石。」年復年，未知這「念念不忘」，何日才有「迴響」？
隨着科技和知識的不斷擴展，資優的定義已不再局限於智商的層面，它所包含的諸如創意、領導才能和情感溝通能力等不同領域的能力，實在是不能單靠使用單一的傳統測試工具（即標準智力測驗）將之評定。時至今日，資優學生已不再等同高智商的學童，而那些智商達130或以上的個體只可說他們擁有較多的先天優勢去展現才華，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必定能夠有出色表現，超越同齡同儕的水平。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會傾向留在舒適地帶，因為對事情較為熟悉，有多一點把握及信心，做事也會手到拿來。因此老師也會希望依據過去經驗或方法去教學及舉辦活動，但容易流於墨守成規。當然，舊的方法並非不好，只是社會不斷進步，我們也要跟上步伐，才能把學生培育成社會需要的人才。試以兩個近日學校的例子說明老師走出舒適地帶的成果。
香港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和明愛機構近年進行了一次有關父母管教和子女表現的調查，發現香港的家庭出現了「虎媽、貓爸」的現象。簡單來說，就是顛覆了中國傳統的嚴父慈母，使之變成嚴母慈父。也許，不少父親都只是「病貓」，在管教子女上幫不了忙，實在令人難過。但除了貓和虎，或許我們可向鳥類學習。
耶穌誕辰漸近，不少有宗教背景的學校當然會舉行適切的活動，如崇拜、彌撒等；沒有宗教背景的學校亦會趁這個機遇，利用聖誕節日氣氛來推動一些關愛和情性的教育活動。這正正反映出本地教育工作者的靈活和實用精神。
有些港人早兩年講地球村、世界公民，抗拒國家的認同。今天若是同一批人喊港人優先，便會更令我困惑了。新高中文憑試課程實施了三年，作出中期檢討是必須的，但是否要借機「殺科」呢？三思。建立艱難，一下推倒，之前的心血及基礎沒有了，非學界之福，也更令人對香港教育是否專業取向失去信心。
資優學童長期在學習過程中不獲滿足，再因偶有破壞行為而受到校方嚴厲處分，「高資低能」之餘，更會抗拒學習；久而久之，無心向學，容易誤入歧途。要打破這個困局，學校必須作出大膽的課程改革，例如嘗試在課程中加插一些挑戰難度的學習內容，多增加與現實生活相關的元素，參閱及引用適切的教育理論，按不同能力的學生需要，設計教學內容。目的是讓無論是資優、還是能力一般或薄弱的學生，都能按其學習進度提升他們的學習成效，最終是期望學生能自發及自主地學習，維持學習興趣，樂於接受挑戰。
擾攘近三個月的佔領街道運動卒之進入平息期，雖說路面重開而事件未曾完結，但表面上總算是結束了。接着下來我們較關心的問題是：這次事件對學生產生了不少影響，學校有何跟進工作？佔中已然被佔領街道、「佔鐘」等取代了，但原來稱謂仍有其標籤作用，所以短期內要做的工夫仍沿用後佔中幌子。
金庸是香港文壇的一個奇葩，在港寫了十多部暢銷小說，並創辦《明報》的出版王國，白手興家，名成利就，是中國鮮見發大財的讀書人。有人問他為何能有那麼多的創意，創造出眾多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他說寫小說要天份，無法學習。
參觀聖心小堂時，不但認識到教堂的建築特色，而最大的收穫是透過修女介紹修會在港辦學的歷史中所得的反思。修女講述到當年辦學的經過，她們選取服侍的不是住在半山的達官貴人的子女，而是照顧在戰亂中被遺棄的孤兒或健康有問題的貧童。同時，修會的修女亦會到妓院贖回一些願意脫離苦海的女童。修女們不但教授孩子知識，更教導她們如何保護及尊重自己，最重要的是教授一些手藝，好讓他們能自力更新。
我覺得佔領行動一定會對今後施政有所影響，最近不同領域人士都會檢討教育及青年工作，當然向上流或青年參政機會等也一定會觸及，我反而覺得了解青少年的想法是需要優先處理的問題。我們成年人對青少年真正了解的有幾多，若不了解，又從何開始？究竟我們遇到的是什麼問題，怎樣解決？
無論「大魚小塘」，還是「附屬認同」效應，都可以是資優學生備受困擾的心理矛盾。對教育專家來說，學生是大魚還是小魚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能否透過一個及早介入的特備課程，去轉化他們的學習能力，最終能令他們的學習能力增強，能讓他們的學業飛昇！
爭取民主發展的力量從來都存在，過去亦一直催促政府放權，隨着社會發展相信所有港人對「更民主」都有所期望；當運動參與者去衝擊政府時，可曾認真想過這種由暴力引領的運動將帶出什麼後果。平常心去想都可預知到，這種手法並不能達到預期目標，最多只能把矛盾突顯出來而已。
李小龍逝世，是香港電影和香港武術界的一大損失，可說他的地位無人能代替，雖然也出現了一批模仿者，不過沒有李小龍的威猛精彩。筆者認為可以稱上在李小龍之後的武打巨星只有「宇宙最強」的甄子丹。甄子丹是現時灸手可熱的武打巨星，他演活了霍元甲、陳真和葉問等角色，這些角色也和李小龍有多少淵源。
作為學校領導者，我必須以同理心、從老師的角度看問題，給老師支持與信心；同時又要讓老師發揮愛的力量，因為愛正是學生所需要的。當然愛可以是不保留，但卻要避免溺愛，要勇於指正學生的錯處及發揮學生優點，從正面啟發其善良的一面。
通識科的檢討並非針對當時政治局勢，而是與其他科目一致地，在恒常檢討計劃中逐步實施的。大家若以平常心對待，也許不會有太多不必要的聯想；社會人士、評論者、政黨等等，請多點尊重業界人士，勿隨便以外行人企圖去指引內行人。
我對學校每一個可供分析學校情境（contextual analysis）的數據都有興趣搜集，因為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們要維持一個緊貼校情的學校持續收進（continuous school improvement）的校風，但須用數據帶動改革（data-driven reform）。所以我由上任的第一年便開始與同工一起建立一個數據庫，包括每年的學生背景資料分析、學生的出席考勤紀錄、升學就業資料統計、系統評估及公開考試成績、學生課外活動興趣與選科意願調查等，同時成立一個學校改進小組，成員包括有中層管理與一般教師同工，最重要是廣納賢才，凝聚改革力量，由小步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