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大校長張翔認為，中國被「卡脖子」就是因為源頭創新還有差距。這主要在於基礎研究，而又和一個學校的沉澱是有很大關係的。「港大在這方面有很多年的優勢，我們也願意把這個優勢帶到大灣區。」
全國政協副主席、香港特區前特首梁振英接受秦玥專訪時指，深港兩地必須解決互不認識的障礙、找出彼此的優勢，才能幫助粵港澳大灣區走出國際。另外，面對市民的質疑，他認為眼見為實，呼籲通關後多回內地走走。
現時香港的中醫學生必須前往內地的中醫院實習。浸大校長衛炳江在《香港家書》中指出，中醫醫院啟用後，便會成為本地大學的中醫教學及臨床實習場地，學生學習本地常見的病類之外，還可以掌握與本地病人溝通的技巧。
若香港要與內地脫鈎，珠三角的港口城市便可放手把香港的業務接替，香港便回復到開埠前廣州外港的地位，與澳門並列，也被深圳排擠。
在粵港澳大灣區建立醫療特區，有助推動粵港澳三地醫療人才及資源互通、緩解香港醫療壓力，以致保障香港人享受優質醫療的權利以外，也可彌補祖國醫療制度不夠國際化的問題，增強祖國與國際專家溝通交流的渠道。
企業領導者必須擁有動態的戰略思維、對周圍的局勢觀察入微，以批判眼光來分析問題，平時要讀多些書、接受多種新舊事物，不要人云亦云。
不同的人，會從不同的角度談哈佛。我觀察哈佛的目的是期望這些能對中國建一流大學、一流智庫有所啟發和借鑒。 在和國外一流大學比較的基礎上，提高我們自己。
在世界範圍內，哈佛大學都是無可爭議的一流大學。 其歷史、影響力和財富為世人景仰。 那麼，它究竟是憑什麼成為了世界一流大學？ 這些，又能給我們哪些啟示？
效果號稱亞洲的國際城市，也是中國國土上最國際化的城市，英語的使用，應該是有增無減。為什麼反而變弱了？
麥萃才指出，金融中心指數的排名第二的英國已因為脫歐，甚至是硬脫歐，地位受到挑戰。「如果金融中心指數的排名第三的香港因為社會事件而使到金融中心地位下跌，究竟誰會得益，相信讀者心中有數」。
如果外國高科技公司無法登入Google，WhatsApp，Facebook和Twitter，還願意將未來押注在大灣區嗎？
從北京到吉隆坡，國際化成為一個舉國上下努力追求的目標。但是，慢一點，究竟什麼叫國際化呢？我們不妨來看看龍應台這篇文章。
經濟發展，人才先行。面對一帶一路和大灣區新的國際化發展戰略，香港人才培養還是幾十年不變的面向英美嗎？
浸大校長錢大康教授和副校長周偉立博士介紹浸大課程如何回應環球新趨勢、提升學生學習體驗，文樹森先生、潘明倫教授、趙麗如小姐則介紹浸大電影學院、音樂學系和數據與媒體專業的最新動態。
內地進入經濟向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香港要鞏固現時三大優勢並開拓發展空間，範疇包括創新科技、與人民幣和一帶一路基建相關的金融業務、財富管理，也要留意全球貨幣環境、地緣政治局勢等動態。
「我們不必擔心只能用失敗的經驗來輔導學生和畢業生，因為他們的前輩會通過成功來激勵我們的同學。」
2018年香港的政局漸趨穩定，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漸漸提高。香港應該利用國家的優勢和機遇，重拾國際化的發展，特別在思想行為上，認識文化態度的轉變。
浸大校長錢大康指出，聚焦三大研究領域和透過「人才100」計劃增聘人手，重點在於聘請全球最好的教授，來幫助浸大開拓跨學科領域的教學。
到某地走一個「白鴿轉」 又如何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旅行團」名義上是交流，不過是一大團人浩浩蕩蕩出外見世面，最終在於觀光罷了，又怎能令大學國際化？
嶺南大學復校50周年，希望做到承傳過去，再創輝煌的印證。
賈南溪在湖南當英語老師，剛好碰上中國文革後第一屆復辦高考的學生。
反對兩地融合的，不是狂妄無知，便是別有用心。
面對變化，年輕才敢於遠行。
浸大不會變成港大，或者變成科大。浸大的定位是博雅大學，這個方向浸大上下都是贊成的。
香港的特色絕對是國際化，國際化已經植根香港，塑造了DNA，若香港不珍惜、不推動我們的優勢，便很可惜。
香港人不能只做「鄉人」而不做「國人」和「世界人」，必須三者俱備，我們要效法梁啓超。就目前的情況看來，最重要的反而是「世界人」的文化認同。
我個人認為，香港可向四個方面發展：資金、債券、交易、資產管理。
如果我們團結一致，就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系、文化歷史最大的軟實力，不要低估這股力量；若我們不團結，最得益的，將是我們的競爭者。
新加坡在全球招攬優秀學生，並視此為長遠的外交政策：留學生歸國後可能登上位高權重之位，而當他們想起新加坡時，會帶有好感，不會建議損害新加坡的戰略。這就是國際視野與策略的問題。
今天，我來跟大家探索一個問題：我們都是身為「香港仔」，在港長大，熱愛這片土地，究竟香港往何處去？特別需要關切的是香港的教育。我們要做什麼，才能保持香港的優勢，讓這城市不至沉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