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有一個「心戰室」，專門負責應付傳媒，以及研究怎樣和中方打輿論戰。
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按《基本法》規定組成，籌委會根據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規定其具體產生辦法。「直通車」正式宣告胎死腹中。
中英就1997年後香港主權交接問題歷經16次談判，在第17輪宣告破裂。在當時的國際環境和兩國關係的變化下，兩國政府內部都有「鷹派」和「鴿派」，對為了達成協議應該讓步多少，有不同的意見。
中英政府雙方就1994年應否取消區議會的所有委任議席，1995年立法局地區直選是否採用單議席單票制等問題，雙方各自堅持己見，會談進展十分緩慢。
1993年2月，中英兩國政府已原則上同意就1994和1995年的選舉開展談判，但對談判的具體安排還有分歧，談判拖延了兩個月仍未能開始。
港督與中國官員公開罵戰，自《中英聯合聲明》以來未發生過，自彭定康上任後，從此卻成為常態。
前任港督麥理浩、尤德和衛奕信，都和新華社香港分社保持密切的聯繫，作為與中方溝通的第一途徑。彭定康堅持以國務院港澳辦為他的對口機構，不把新華社香港分社放在眼內。
彭定康和我們圍着一張桌子坐下。他在紙上寫了兩個字：HONOURABLE WITHDRAWAL（光榮撤退）。他說，這就是他作為最後一任港督的工作目標。
港督換屆，迎來了這片土地的最後一任港督。我以民建聯籌備委員會召集人的身份寫信給他，並約他在抵港後和我們會面。
回歸24年後的今天，「政治中立」、「三權分立」、「不做政治工具」的觀念仍根深柢固。在當前的政局下，若政務官不甩掉這些想法，便難與中央及特區政府繼續攜手前行。
本文聚焦在問責制、香港電台和北京計劃改革香港的選舉制度上。對我而言，這是香港的又一根棺材釘。最近有太多的事情令香港電台變得沉默，我怕香港在被埋葬之前再也不能做什麼事情。
司法方面，回歸前，香港一直享有司法獨立，而且這項優勢在回歸後受《基本法》保障。但是回歸前，人事任命方面沒有分權可言。
回歸前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周一譴責香港警方拘捕黎智英等人是對香港自由和生活方式的嚴重攻擊，試圖把香港變成像中國般的「警察國家」。
離開香港的前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在7月16日晚上在Facebook發文，表示他在英國與前港督彭定康會面。
中國駐哈薩克大使館周四發出安全警告，呼籲在當地中國公民注意防範「不明肺炎」，並指今年上半年已有1772人染疫死亡，當中包括中國公民，而「不明肺炎」的致死率更遠高於新冠肺炎。
走到這一步，北京是狠下了心，香港則是命懸一線；往後發展，很難預見會有樂觀結果。
15名民主派人士4月18日被捕，包括黎智英、李柱銘、李卓人。警方指被捕人士涉嫌於2019年8月18日、10月1日及10月20日，在港島及九龍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北京的忠實支持者一次都不會放過譴責民主派摧毀香港的機會。事實上，他們才是盲目地支持侵蝕我們的自由。他們難道不明白自由社會是香港最強大的支柱嗎？現在，支柱已經大部分被砍掉了，現在正面臨崩潰的巨大危險。
偏在帝臣妃嬪、京港之間，隔了幾層男性的閹宦。香港的女特首，可謂生不逢時，熟悉中國文化者，一看此格局，即知必將出事。
香港的新一代怎麼啦？香港的孩子們究竟認誰是「母親」？難道美國霸權主義和英國老牌殖民主義者是香港孩子們的「爹媽」？
「反送中」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是香港人自己作的業，果亦是我們自己承擔。
近年來，透過社會傳媒即時傳遞消息的便利，更令人撲朔迷離的「後真相」敘述方式開始普及。
北京政府卻沒有李光耀那麼實事求是，沒有老老實實告訴香港人，北京能給香港人的，只是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指導式民主，由中國共產黨在背後拉線，而不是以個人意願為依歸的，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
「在大多數政府中，最聰明者似乎往往傾向任職經濟部門管錢，我不曾聽過關於她的壞話。」彭定康這樣評價當時的林鄭月娥。
從周日参與遊行人數之眾多看來，人數一定不少。政府要認真安撫蔓延至各界對自身安危的憂慮，及用行動提出切實可行而令人信服的方法去挽回一點公信力，千萬不要給人一個高高在上的不良印象。
當時莫里斯在辦公室接到從瑞典打來的一個電話，說他是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兩位得主之一，一開始，他不相信，以為是有人同他開玩笑，因為過去確實有人被開過這樣的玩笑。
為了達致回後50年不變對美英有利的效果，港英於回歸前制度大變，造成既定事實，讓中方被逼接受。
特區政府重視粉飾民主櫥窗，常把一些專與政府唱反調的人放進一些諮詢組織，大大地降低了一些半官方組織的營運效益。
過去10年的變化，是舊有的做法受到挑戰。愈來愈多團體、民眾表現得不耐煩，認為要有所改變。但那些期望具體是些什麼，其實並不清楚。
人們說起高錕時，不要只記着他是光纖發明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還能記着他是我們的老校長，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