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志寰表示，作為開放經濟體，香港在2017年仍充滿不確定性。
梁定邦寄望香港能建立全世界可接受的糾紛解決機制，這在一帶一路國家相當罕見。
梁錦松指，未來順應中國崛起和創新科技的大潮流發展，應該研究如何協助內地企業資金全球化和人民幣國際化。
曾鈺成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要得到中央信任，亦要得到市民支持，其中並沒有矛盾。
葉劉淑儀議員出席本社周年論壇「2017環球策略與香港新願景」時指，她將於適當時候宣布參選。
她說：「勿忘初心，所有願景，建基於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成功，能夠保證願景一一落實。」
我每次乘車來到西貢墟，都會被路旁一座雪白的西式樓房吸引，特別是藍天的日子，建築物更為動人。其實這座樓房原是商人李水生的住宅，約1940年建成，日治時期被徵用為日本憲兵隊總部。
免費幼稚園教育是本屆政府高調推出的政策，社會對新政策期望甚殷，尤甚是希望顯著提升教育質素。不過，當仔細檢視具體措施之時，似乎不應對此有過分期望。
孫明揚感嘆，香港各行各業人才輩出，唯獨政治人才凋零。
「香港的政制爭拗，從前我並不理解，現在慢慢看到事情的發展，是制度的問題。」
老師病重時她到訪，他用腳趾打字問她：你找到工作沒有？
作為一個歷史劇的主角，武則天的形象與中國典籍中的女性可有共通之處？真的共通嗎？老年和少年的武則天都有中國現代女性的素貭。為何如此這般？
社會上主流家長的願望是要孩子愈早學得愈多愈好，要贏在起跑線，考得好成績，上大學，這才叫幸褔，可「教育大同」卻唱反調，實在是專門破壞主流幸褔感的「邪惡組織」。究竟，我們是什麼葫蘆，賣什麼藥？
一個外交官，已窮千里目，又如何能孑然一身？輕舟已過，年屆60的楊榮文卻並未打算退休，享受人生，反而走入另一座高山：商界。
在楊榮文眼中，香港面對的問題不是一國兩制會否受破壞，而是2047年後會如何，一國兩制是否仍存在。他指出，2047年後的《基本法2.0》將不再是倫敦與北京的決定，而是香港與北京的決定，是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的決定。
大學時期，開會員大會猶如家常便飯，那是學習的過程。卻從未想不到，已過耳順之年，還捲入這些無聊的漩渦。
曾蔭權推出「六大產業」時，社會上未見市民熱烈討論；到了梁振英宣布結束「教育、醫療」兩大產業時，大眾又似乎毫無異議。若是制訂政策時，以由下而上方式實行，則各項政策必有既定民意支撑，即使政府換了班子，亦不敢貿然煞停上任決策，如此一來，政策可持續性自有保證。
董建華任內推行了多項政策，關於產業政策的想法亦非常豐富，比如說1997年，他甫上任便提出香港要成為產品發明中心。可惜的是，十多年過去了，香港似乎仍離產品發明中心很遠。
泛民各黨派如果真以香港的長期福祉為念，就應該認真思考如何爭取中間理性溫和務實的市民，亮出政見，指出前路，顯示熱誠和決心，給香港市民一個願景。
誰都知道，民主是一個進程，是現在進行式。中國大陸還沒有開始實質意義上的民主進程，如今中央同意讓香港先走一步，一人一票普選特首，老實說簡直不可思議。
對於近年興起的本土文化，曹仁超覺得並無不妥。「但要謹記，思考要global，做事要local。香港年輕一代若想成為企業家或投資專家，這是必須要有的邏輯思維，否則只搞本土的話，很大機會連自己都養不起。」
我們在學校要推行的，與其說是國情教育，不如說是環球視野教育；要追求樹立冷靜客觀的大歷史目光和跨地域的眼界，這樣才能掌握全局，建立批判思維，不會被政客欺騙走到極端做人家的馬前卒。
1985年2月，李光耀以人民行動黨秘書長身份，寫了一封《致行動黨新議員》的信。他勸新議員要尊敬老議員，實踐儒家敬老尊賢的精神。重讀這封信，讓我備受感動。
做「大當家」的政治考量，也許不是很多老百姓能了解。如今新加坡人身處國泰民安的舒適環境裏，重新審視這段歷史，會同意李光耀說：「我承認這是損失，但這是無法不付出的代價，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我們必須要明白院校對於社會的道德影響力，並回應社會正在出現的問題。
香港科學家應努力爭取加入國家隊，期望在大型及超級科研項目中，脫穎而出。
表面上香港的學術成就相當不錯，但是我們必須反思，於學術方面香港是否當真擔當着領導全球的角色？
很多人會擔心，學術自由是否意味老師和學生可以隨心所欲？縱然這個可能性是存在，但是學術自由仍是利多於弊
最重要的四個特質依次是正面人格、積極的工作態度、團隊合作精神、人際的溝通能力，第五個才是專業知識。
科學令生活更方便、安全、有效，但如果這些發明及知識欠缺人文精神，我們做出來的就可能只是武器和毒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