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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X三位創始合夥人鄧敬來、鄧漢來及林永君認為，利用深港這個「一小時生活圈」扶持初創企業發展，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好事。

我不是不相信政府統計部門的資料，是全世界的資料我都有懷疑。我更相信我自己所看到的真實世界是什麼樣的。

時下關於大灣區的討論，大多數均屬客客氣氣，態度友善，盡量不要太過具體。但作為一個區域發展大計，只是很表面地談談互補優勢，其實不足以推動很實在的新嘗試。

作為大學校長，我深知創辦高等教育機構的困難和責任。理大決定與深圳大學合作創辦大灣區國際創新學院，就是在大灣區發展的大前提，深化港深創新合作的模式。

若香港要認真地在大灣區發展中佔一席位，盡量利用與深圳的協同效益，首先便要取消《香港2030+》規劃，重新制訂香港發展的定位，特別是與內地連接的空間規劃。

國家改革開放40年，深圳着先機，卻從未自滿，綜合發展，教人刮目相看，如今站在第二個40年的起跑綫上，深圳繼續以開放的政策，凝聚敢創敢搏的年輕人才。

近年不少學校帶學生到日本和韓國看STEM，其實何必大費周章，我們鄰近的大灣區學校和機構，更值得我們參觀和學習呢！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從媒體所見，似乎重心在深圳，一是深圳與香港合作，另一是深圳向東擴展。

從「城際閱讀文化交流會」中，就各地閱讀教育領導和學者專家中所獲得的真知灼見，作一些歸納和分析，謹供各位教育有心人參閱，懇請多多賜教。

沙頭角的中英街，聽過這裏的人很多，去過這裏的人很極少。因為港深兩地政府在中英街一帶實行邊境管理，自此這小街便與外界隔絕。現在一窺這條街的神秘面貌。

「機管局除了着力發展三跑之外，現有的兩條跑道亦有新的項目，能加強我們的貨運能力。」

正當全球對創科發展已吹着烈風， 香港創科之風雖在加強，但仍有嫌輕輕吹。

內地資金之外，父母為子女置業已成為了風氣，以前如是，現在更屬於必然。

楊偉雄承認創科失敗率相當高，期望社會給予年輕人多點機會。

經濟學是實證科學，需要實驗室的，而真實世界是經濟學唯一實驗室。

一河之隔的港籍學生，在未來十年，會否大批過境來港，以至直接移居香港，方便就學。

雄安新區的發展能否成功，取決於中央將給予多大力度的支持，也將取決於資金與人才的流入情況

正如巴菲特所說，投資等於滑雪時找一條很長的斜坡，就可以花最少力、冒最低風險，拿到最高回報。 應用於投資上面，就等於要說，隱約看到朦朧的遠景，比強求看到清楚的近景來得實際和重要；而所謂朦朧的遠景，就包括未來營商環境改變、企業盈利能力、經濟生產力提升等。 因此，認識新經濟對投資有重要意義和角色，尤其是對港股有興趣的投資者；因為買港股就差不多是買內地企業的盈利能力（內地盈利佔香港上市企業超過一半）。 現時內地企業尤其是國企，無論是管理上或是整體競爭力和生產力，除了少數科技企業，都未能和其他全球頂尖企業一較長短，而市場對它們未來都稍為悲觀，以致這些企業估值不高，如果這些內地企業未來能夠有效採納和應用更多高科技，在管理和品牌上，能夠適應新經濟體發展，那麼現時較便宜的估值，可能就是投資機會。 企業在山寨環境成長 從這個角度來說，深圳過去和未來的發展有着重要啟示。 深圳曾經是城市邊緣地區，但2003年，隨着Nokia和Motorola手提電話熱潮席捲全球，深圳電子產業出現轉捩點，華強北迅速成為全球提供最快最多「山寨」手機的供應地，其「模仿」技術亦令南山區變成軟件中心，福田區變成硬件中心，從此深圳發展出一套「山寨式」生態商業系統，數萬個製造商無視知識產權，只要市場暢銷哪種電子產品，他們都能快速地一手包辦開發、設計、原材料、生產和銷售。 這些電子產業製造商往往能以低成本仿製出逼真度甚高的山寨貨，有時候手提電話功能比原裝行貨還要多，例如雙卡雙待模式、大音量揚聲器及大容量電池等，可見抄襲者的創意能力。 回顧過去，小米等其他科技企業都是在這種山寨環境中發展和成長，當他們決定擺脫仿製山寨商品，改為研發生產自己的產品時，加上本身的無限創意想法爆發，事實證明他們是有能力締造成功的，好像華為和小米，兩家企業每年生產的手機量便分別為1.08億部及7,000萬部，晉身為國內著名手機品牌。 隨着中國崛起本土手機品牌，深圳開始從冒牌製造商之地，慢慢變成科技創新之地。現時有些中國智能手機品牌已經打入國際市場。除了手機以外，其他電子用品市場，未來又會是怎樣呢？ 原刊於《蘋果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現時香港缺乏一個頂層設計，政府財金官員在資本市場、金融科技創新的發展上缺乏領導思維。

深港通與滬港通的成分明顯相異，對香港及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更強。

香港太過依賴金融業，所以往往當金融業發展不穩，股市亦受到震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