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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我審查乎？是掌權劃的紅線劃得太模糊乎？在內地可以買到的書，在香港買不到？我很早便曾經在專欄說「何妨京官治港」，也許掌權的人多一點自信，反而會多留一點空間與百姓。

政治爭論深深影響了這一代年輕人的思維。有年輕人選擇躺平，有年輕人選擇移民，對未來感到悲觀。張炳良教授寄語學生要看歷史趨勢，不要太短視。既然年紀尚輕，未來就有更多機會，比年長一代應該更有信心。

近年來，警務處面臨多方挑戰，儘管挑戰重重，警務處仍多年如一日地認真扮演着公民生活守護者的角色。警務處處長蕭澤頤說，面臨種種挑戰，他的責任是傾聽前線聲音，改善政策，令前線警員工作更有效快捷。

中國歷代領導人都很欣賞新加坡，既取得經濟成就又能維持一黨專政，但做香港特首這個地方官，比做新加坡總理這個國家領導人難十倍。

北京三番四次敦促香港要就《基本法》第23條立法，但特區政府一直趑趄不前。特區政府的主事人也許還沒有察覺到，國安議題從2012年開始已不再是憲制責任「咁簡單」，而是中南海的首要關切、是重大政治任務！

每人頭上的天空都不一樣，從個人角度去討論去留的宜與不宜，是沒有意義的。討論這問題，必須從香港人整體利益出發。

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接替駱惠寧，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學習的精神，是在學習後，能對所學到的，以務本踐行的精神，落實執行，躬身力行。

現行《基本法》在2047年之前可能因應需要，並按照習主席7月1日所說的談話指引進行修訂，以更有利於一國兩制的全面和準確實踐，及有助香港的繁榮穩定、國家安全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如今《國安法》雷厲風行，敏感的課題諸多避諱，專業發揮已受到動輒得咎的外緣侷限。留下來的教育工作者最需要的是理據分明的指引，提振士氣的支援，以及「授業」、「解惑」因材施教的發揮空間。

在新任局長名單中不泛政界素人。從正面看他們不會因循守舊，並會改善既有的陋習，主動地注入創意新思維，促進制度改革；但另一面，局長在推動政策時將難免會面對不少挑戰。

這一波選擇離港的人，年紀比較輕，30多歲未夠50歲，未到退休年齡。他們是職場上最「當打」的一批，大部分都是專業人士與管理階層。他們的離去，無可避免會對香港的經濟造成一定的影響。

林鄭政府相信會是英國殖民地在香港最後的殘餘。她代表的殖民地體制文化的部分，在國安法、選舉制度的完善化和新一任特區政府的施政下，將會很快地被清洗，令美英無法再在內部滲透。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出，香港《基本法》第23條在維持整體國家安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特區政府原本計劃本年5月在保安事務委員會提出23條本地立法，但由於新冠疫情延遲到6月，他期望就23條立法盡快諮詢。

警方國安處拘捕資深傳媒人區家麟，指他涉及「串謀發布及/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林鄭月娥及李家超均重申香港是法治社會，《基本法》及相關法律會充分平衡人權和自由。

香港人今日回顧梅艷芳之悲情， 在「國安法」時代，人同此心，也逐漸像大陸民間一樣有許多是盡在不言中，是對自身那種宿命的回聲。

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立法會，有利於社會不同階層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改善政府服務，也和國家提倡的「共同富裕」目標一致。

市民無論怎樣選擇，事實上北京也會對香港擁有無限權力（無限政府），如市民、企業或外資願意繼續投資的話，經濟將繼續向好，不然的話，經濟便將停滯不前。所以一定程度來說，北京就是在賭這一把。

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香港歷盡經濟蕭條、金鐘佔領、修例風波、世紀疫情⋯⋯最後都能夠化險為夷，香港氣數未盡，下一個五年，我們將有新的機遇、新的發展，走出困局。

北京為今後香港賦予一個改革的主題，實在是令人擔憂：北京一方面固然只相信自上而下的改革，但另一方面，除了中央自己之外，幾乎沒有主要持份者是擁有改革意願的。

灼見名家七周年首場論壇探討「政治新形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指出，香港如今正面臨三方面的國家安全風險，因此除了堵塞國安漏洞，還要建立愛國主義的教育。

國慶文藝晚會於周五（10月1日）晚舉行，主題為「愛國愛港，向前邁進」。特首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香港市民愛自己的國家，是應有之義，理所當然。而晚會則邀請本地青少年演出，展現香港年輕人愛國愛港一面。

支聯會認為國安處標籤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又不提供任何理據，卻要求提交大量資料，是「濫權和不合理的做法」，因此拒絕提交資料。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市民即使因為政治理由，也不能忽略公民責任。

市民不是否定國家安全的目標，國不安，家如何能安？但關鍵是，如果不得其法，也許國安而家不安，民也不會安！

據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即時新聞及香港電台報道，3名香港大學學生周三（18日）早上被警方拘捕，消息指，４人包括香港大學學生會前會長郭永皓、港大學生會評議會主席張敬生，以及文學院學生會一名前外務副主席等。

在影視劇當中我們都對廉政公署請你喝咖啡耳熟能詳，這個典故從何而來？廉政公署又如何策劃他們的教育工作？鮮有接受傳媒訪問的廉政專員白韞六表示，他們從幼稚園開始，讓小朋友培養廉潔守法的觀念。

我的一代不少受到50年前「保釣」反殖運動所政治啟蒙，今天不少新生代的政治啟蒙卻始於2014年的「佔中」及「傘運」， 再受今次反修例抗爭的洗禮。他們不認同政府的解釋、不願意疑中留情。

今年七月一日，香港頭條新聞和國際大事是中國共產黨慶祝成立100周年。當日第二件大事自然是香港回歸祖國24年，也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

26年前，回歸前夕下的香港可以容下《蘋果》和《文匯》、《大公》，新聞自由令報業百花齊放；26年後，國安法之下香港還有沒有新聞自由容得下守法但礙眼的紙媒和網媒？

《蘋果日報》宣布24日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網站將於午夜後停止更新，台灣的「蘋果新聞網」則表示運作不受影響。

即使公開悼念六四的情景不再，我相信不少港人依然會在每年六四聽到良知的呼喚，在心中悼念亡魂，並向難忘傷痛的天安門長者送上祝福。

美國的金融處境已外強中乾。自金融海嘯後，美國在貨幣供應上，能放不能收；現在還得為疫情蔓延倍增QE，嚴重影響國際社會對美元的信任度，更何況美國政府。

究竟，西方列強高峰國是要永遠處於高峰之顛，同聲才能同氣，政治制度、生活價值、文化認同必須要清一色，否則，就要大軍壓境強迫就範？

如果我們相信「一國兩制」的初衷是制度間互相學習和展示北京對治理國際大都市的能力，無論被冠以「完善」或「倒退」之名，「港版國安法」的客觀效果是大幅引入中央的直接管治。

中國大陸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速度驚人，顯示出其政府和企業（無論是大企業或小企業、國營或私營企業）間複雜和有技巧的協同發展機制。

除了審訊公平公正外，被告得到合情合理及有尊嚴的對待，也是香港法治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