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如何走下去,端賴國家意志,也決定於港人的生活態度。香港經濟上不會「玩完」,但要贏得世界重視,就要展示乃背靠而非只依附內地經濟,具固有優勢且助中國大陸發展與開放,重建使命感。
再出發征途上香港須認清大勢,不尚空言壯語,也不故步自封;弄清自身強弱虛實,不捨長取短,有所為有所不為;不凡事求大,但要做穩,沉着進取,由點及面。
普羅市民心無異念,應一切按平常心,維持自由生活作業,亦不濫用自由;保持國安和守法意識,唯不有意或無意地營造「泛化」現象、寒蟬效應。政府當局及各級公職人員執行國安要求時,須不偏離民心,掌握好情理分際。
一個時代已經過去,香港須有憂患意識,慎思未來發展路徑。目前人力、土地和資金三大供給要素皆處瓶頸,急需穩住投資與人才,釋放動力,減少內耗,打破老套,增強內部解決問題之能量,不靠向國家伸手。
中央期望香港發揮好經濟城市的作用,要求「愛國」及「融合」,奈何社會卻日益泛政治化,普選和國安立法爭議擴大,主宰政情起落,左右中央對港政策。
就如人們常說「所有政治都是在地的」,疫情也是一樣,受「在地」時空因素影響。各國民情政情有異,一些舉措因風土不同難以移植;危機如病毒般也會異變,所以危機治理不能墨守成規。
世界不再一樣,「香港」作為城市符號,除標榜過去傳奇外,欲掌握將來,需放下傲慢和心障,切實變革,回應本世紀巨變,不再原地踏步,或陶醉於追憶。再論「香港vs.新加坡」,因可作思考未來的切入點。
新冠病毒帶來的不只是一場公共衛生安全上的災難,更是一系列對經濟商貿、就業民生、教育文化…..的連鎖衝擊,打擊面之大,前所未見。從公共管治的角度言,「危機」已成為新常態。
全國曾經引以為傲的皇冠寶石,至今被貶為國安短板,這必然反映到北京對香港未來的構思。一國兩制下例外空間會否收窄,端視乎香港之異是否仍為國家發展所需所用、受國際重視。
形名之爭,由來已久,戰國時代公孫龍提出「白馬非馬」,近似英文specific(具體)不等同generic(通類)之意。按此,此「三權分立」不同彼「三權分立」。
修例一石激起千重浪,過去一年香港充滿暴力與仇恨,立場重於真相,理性步入黃昏,幽靈放了出來就回不到過去。信任失落下,官民形同陌路,共識政治瓦解,怎有民氣去尋求革新?
「沙士」病疫爆發過後,中央政府痛定思痛,迅速建立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通過相關法律與條例,規定及時如實通報和公布疫情等。那麼,今次新冠肺炎的處理,兩地有否得着於和汲取17年前的沉重教訓呢?
香港已臨歷史十字路口,是讓失望、挫敗與無奈像傳染病毒般風土化,還是扭轉棋局再展希望,走出再次燦爛的明天,一切都盡在對時局判斷的一念之差。
「一國兩制」當然是解決九七歷史問題的權宜性方案,因為「香港獨立」和「一國一制」皆非選項。但「一國兩制」也是配合中國改革的共贏方案,實踐得好,內地和香港儘管制度不同,都能獲得發展新動力,此乃實在性所在。
管治權威失落、政制失效,只會令施政更為短視及舉步維艱,不利於建立香港急需的有為政治。此刻檢討管治危機和思考前路,宜正視時代之變並重返初心。
我雖跟陳明銶教授不算深交,學術研究範疇也不同,卻也成為好友,皆因他十分熱愛香港,也熱愛中國,反對分裂。他為人性急,疾惡如仇,但大情大性,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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