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日後DSE放榜，我只想對本屆的DSE學生說：DSE同樣並不是be-all and end-all。  

疫情之前，本地以及內地的生育率已在不斷下降。在動態清零仍是至高無上的目標的情況下，作者相信本地以及內地的生育率只會繼續下跌。

我希望新任特首能夠真正的以「實證為本」的態度，將成人煙草使用率列入政府的關鍵績效指標之一，與大家同為本地控煙開新篇。

本來，上年政府派發電子消費券，又要與幾家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合作，某些又要分批發放，人均行政費已被拉高達84.7元。今年司長更多加了「意圖移民」這個審查關卡，又不知會令派錢的行政成本上拉高多少呢？

Mirror開演唱會，七成門票屬內部認購。從經濟學角度看，可能只是捆綁銷售的一個變奏。讓贊助商優先獲得門票，亦可能是主辦單位透過演唱會，賺取巨額贊助費這種另類收入的一個方法。

如何「強化政府治理能力」、「提升香港競爭力」以及「建立關愛社會」？候任特首似乎未有太多着墨。不過，他在土地及房屋供應方面如何「提速、提效、提量」就提出一些較具體的措施。

嚴謹的封控措施是否合乎成本效益？大家對清零政策對經濟的打擊相信都心裏有數，我在這裏就不提了。清零措施的效益呢？這要視乎它能救多少人命。

學生挑戰老師權威或許可以增強學生的獨立思考，網民取笑KOL亦可能增進前者的批判思維，但如果是病人在網上自己尋找資料，然後懷疑醫生的專業判斷呢？

內地一些城市正邁向對新冠疫情實施常態化免費核酸檢測。根據野村估計，如果這種做法普遍推開，中央政府可能會付出相當於國內GDP 1.8%的代價。是否物有所值？這裏有兩點值得留意。

法國左翼經濟學者皮卡迪的《21世紀資本論》獲左翼朋友和政客捧為「聖經」，以此提出向富人徵收財產稅，實行以「二次分配」來解決愈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背後有什麼理論？能否站得住腳？

如果本地的老人疫苗接種率，能更快在更早時間上升至更高水平，我們或許能夠減少數以千計的死亡個案。

蘋果最近宣布加入新的私隱措施。現在，超過八成的蘋果手機用戶都將手機以及手機內的Apps的追蹤功能關閉，這對依賴用戶私隱的Facebook簡直是晴天霹靂。

為了紓困，司長在今年將電子消費券加碼至1萬元。根據司長的演辭，政府認為上年的5000元電子消費券空前成功，新一年的計劃又能否延續過往的成功？

大家在傳播有關訊息和分析有關數據時要小心求證，不能一句話「我講下咋喎」就輕輕帶過。

對於部分對政府或疫苗不信任，或還在猶豫是否接種疫苗的市民，除非政府現在硬性規定接種來「谷針」，否則政府只能提供更多有關數據來說服他們自願接種。

既然政府仍然能透過地價收入、利得稅和印花稅錄得幾百億元的財政盈餘，陳茂波司長是否開倉濟民，再次派錢，向深受疫情困擾的香港人，每人派一封1萬元的大利是呢？

新冠疫情兩年，從疫苗面世前在家工作，網上上課，出入戴口罩，到疫苗面世後立刻打疫苗，打完一針再一針，上個月我和太太更打了第三針，基本上我們要做的個人防疫措施都做足。不過，我的大仔還是在上星期三確診了。

年輕人打針的個人邊際效益近乎零，他們本身因疫症而死亡的機會與交通意外的死亡率相若情況，加上停課對年輕人的各項成本，「不可以無打針上學」甚至停課的成本效益計算是如何得出來？

在TikTok短片、其他社交媒體的「認真」評論中，我們都不時看到一些以認識什麼名人為榮或以X博自居的，以各種各樣譁眾取寵的標題黨來吸引眼球。這可能就是新媒體下的評論新風格吧。

我們首要考慮的是不同疫苗政策的成本效益，其中不同年齡層在接種疫苗前後的死亡率，是一個重要指標。

眾所周知，低投票率一向對依賴「鐵票」的民建聯等建制政黨有利，他們主動催谷投票率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單看過去四屆立法會選舉，數據似乎支持「若政府工作做得好、公信力高，民眾無強烈訴求選擇議員監督政府，投票率反而降低」這個說法。但未來有沒有改變？

病毒毒性愈來愈低，加上疫苗和特效藥的研發，變種病毒會導致的人命損失亦會隨時間而減少，換言之「病毒清零」政策的「效益」亦會隨之減少。

要「對症下藥，同心協力加強價值觀教育，扶持學生建立正向思維」的前提，就是要知道年輕人「躺平主義」出現背後的真正原因。否則，到時所謂的價值觀教育可能亦會適得其反。

在香港的「清零」政策下，安排外傭來港涉及不少繁複手續，以及其他隔離檢疫費用不斷上升，這會否成為本地在後疫情時代經濟復甦的一塊絆腳石？

《經濟學人》最近指出近年不少民營企業透過買入中小銀行股份來換取借貸的優待，報道更估計內地有接近兩成的民營銀行，與當地民企有密切關係，恒大只是冰山一角。

歐洲比美國更成功控制疫情，除了是因為疫苗接種率較高外，前者的快速測試亦要比後者要更普及。

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的醫護短缺問題一直存在，或許在不久將來我們真的可以利用科技代替（部分）醫護人手，然後那些什麼引入外地醫護的討論可能會變得無關重要。

Facebook以及其他社交媒體利用廣告收入提供免費產品，的確令市場上的消費者盈餘大增，其中低收入收學歷消費者更因為對廣告的需求彈性較低而獲益更多（因為其消費不會因廣告而增加）。

在一個社會，誰有責任接種疫苗減低傳播風險？從高斯定理角度看，只要權利責任界定清楚，誰負這個責任無關重要。

日本金融機構野村證券最近因內地各地工廠停電而停產，把其對內地今年最後３個月的經濟增長率預測從4.4%下調到了3%。到底內地碳中和以及各項環保政策是否合乎成本效益？

香港政府和薩爾瓦多政府同樣是希望市民因此接受電子或比特幣消費。誰的政策會更成功？

如果政策真的能夠「堅決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路遊戲」，但「切實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防止年輕人沉迷打機而不再發憤圖強的責任是否也應該由政府負責？

在疫苗接種率仍然不算高的情況之下，香港疫情反彈的機會並不是零，到時我希望特區政府在考慮停課令時，可以衡量全民抗疫和學生學習之間的取捨。

到底奧運成功背後的方程式有什麼決定性因素？我簡單說說三個吧。

古代科舉制度有提升中國社會流動性的作用，一方面讓平民百姓可以實現他們的「中國夢」，另一方面亦加強了當時政權的統治。

即使太空旅遊真的只是有錢人的玩意，那又有什麼問題？正如當年Tesla走高檔路線，目前太空旅遊對準需求彈性較低的有錢人市場實在是無可厚非。再者，也可能帶來不少新技術。

是否接種疫苗是個人選擇，只要大家明白當中的效益與風險就沒有問題，但是被標題黨或假新聞影響繼而做錯決定則是另一回事了。

意大利今屆歐國盃射十二碼都太有運了。不要誤會，我不是指：「一係入，一係唔入」那一種幸運，而是意大利剛好抽中可以先射因此幸運地獲得「先行者優勢」。

由於本地個案接近「清零」，不少經濟活動已回復至正常水平，在全球正常化指數中，道路交通和體育賽事入座率升至接近150和超過200！

26年前，回歸前夕下的香港可以容下《蘋果》和《文匯》、《大公》，新聞自由令報業百花齊放；26年後，國安法之下香港還有沒有新聞自由容得下守法但礙眼的紙媒和網媒？

搞完一場大龍鳳，結果限時消費不會大幅增加短期消費，限商戶消費只會令市民將消費券用於原本的消費項目，「嚴查套現」更只是得啖笑。

不知道HKTVmall與UberEats或其他on-demand送餐Apps合作，令更多顧客可在即日收到貨品有無得諗？

貧富懸殊加上樓價高飛，這些都很可能是躺平主義在內地興起的原因。放眼世界，這些背景因素並不是內地獨有，亦有研究發現歐美等地的躺平主義早有興起的跡象，而這躺平主義更似有男女之別。

對於不少人來說，以小博大買個希望可以蓋過部分理性的計算。現在樓市重回高位，不少人上車的希望愈來愈渺茫，說不定這次大抽獎能夠吸引一些絕望的無殼蝸牛吧。

為何內地政府在數碼貨幣的發展可以超英趕美？除了私隱問題以外，我認為同樣不能忽視的原因是與「陳年資本假說」（vintage capital hypothesis）有關。

疫苗若真有效，毋須聲嘶力竭地呼籲好處多過壞處，世人也會搶住打？說到底，打疫苗還是不打，這是個人選擇。

各地政府都知道，現在疫苗短缺問題不是因價格太高，而是供應速度不夠快。

從推行政策的角度看，即使立法批准自動導航系統或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放寬禁學令，合乎硬繃繃的成本效益計算，要大眾接受可能要用更多其他方法。

有前輩提議全民強制投票，因為在這個情況下，操控便更難出現。但有研究指出，不管有沒有「白票制」，受惠的會是一些更極端或更邊緣的政黨，不知這又是否前輩希望出現的結果呢？ 

對不少香港人來說，打疫苗的個人效益似乎不太高，最多大家勤洗手、戴口罩多一段時間，反正生活都是這樣過。

從不少消費者的角度，消費即是俾錢，俾錢就是老闆，老闆當然是大晒，當中誰是主誰是僕壁壘分明，這似乎是自古皆然，古今中外都適用的普世價值。

讀者大多都睇人XX最開心，《紐約時報》這些早已利用大數據分析讀者需求，走在市場最尖端的大報自然會「調整」報道風格，盡量迎合讀者的口味。正經的新聞報道如是，娛樂新聞也就更甚。

擺事實，講道理，我相信接種有可靠數據證明安全的疫苗是利多於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