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古知今，香港面對當前的考驗必須審時度勢，及早放下鬥爭意識，化解人民內部的矛盾。以法令的震懾收拾殘局或有一時之效，但長治久安必須從理順民心着手，秦朝衝鋒陷陣的前車之鑑，實在不容忽視。

「大同與小康」、「近者說（悅），遠者來」似乎愈來愈虛無縹緲。我們的明天，會「進化」成為長生不老、不必傳宗接代的AI嗎？

那些年的信仰，曾經救贖蒼生；到如今，我們能夠贖回日月星辰背後的信仰嗎？

道謝是一種基於感悟的情意表達，對兒童來說，不是有討論空間的議題，不須以是非黑白的邏輯推理予以折服，或者以獎賞激勵他們實踐理性演繹出來的「真理」。

儘管捱過內外戰爭之苦，卻在文字世界裏泛濫着戰爭的比喻。以修辭角度而言，當然是靈活的套用，有一定的勵志作用。不過一旦漫無止境，可能會淡化戰爭的邪惡本質，激化人際關係的矛盾，釀成文明的風土病。

據內地中國世界紀錄協會查考，最早的春聯是「三陽始布，四序初開」，比一般認為的「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早了200多年。前者未知作者，後者為後蜀末代之君孟昶的作品。

後人讀〈師說〉，不妨將那個金句拓展為：「傳道、授業、解惑、開新」。韓愈生於今日的多元社會，或者不會反對吧

在殿堂級的文字之外，在寫作方面弘揚經典美學還有許多門徑。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的一個論點在研習經典和仿古寫作方面給我們很有意思的啟發。

我們在生活上遇上的每一件事物，都是促使我們成長的元素和動力。對孩子來說，家庭和學校是兩個主要的學習場景，家庭成員和學校的師長如果能掌握現場的時機，循循善誘，對於孩子的成長會有事半功倍的成效。

在這樣的人間，我們的確得到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自由，然而，若抓不住人類的自覺和尊嚴，節日氣氛的轉化，除了青少年取向的消費風光，究竟還剩下些什麼刻骨銘心的意義？

大學之道是人間倫理的座標，建構優秀文化的磐石。它要面對的是意識形態、族群偏見、民粹躁動和威權扞格。在動靜、進退之間，不固執一端，須有本末、終始、先後的考量，這對我們當前的處境實在是發聾振聵的啟發。

至於「孟母三遷」，一般人在意她的取捨依據，甚至帶有階層歧視的意識。不過對幼童的成長來說，遠離市井營利之徒以及生死墓葬的玄虛想像，作為啟蒙教育的抉擇，正如孔子因材施教的「無（毋）友不如己者」。

將經典的情意、境界結合世情，再斟酌中國文字的美學元素融入現代作品中，對年輕讀者來說，會較有親切感。

自從〈廉頗藺相如列傳〉成為公開試考核的經典篇章，坊間關於藺相如的人物形象已有大體的分析。不過原文的字裏行間和脈絡呼應之處，仍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細節，可作為褒貶藺相如的參考。

如今《國安法》雷厲風行，敏感的課題諸多避諱，專業發揮已受到動輒得咎的外緣侷限。留下來的教育工作者最需要的是理據分明的指引，提振士氣的支援，以及「授業」、「解惑」因材施教的發揮空間。

孝敬不等於順從，這個道理，與「慈愛不等於順從」並無二致，可說是對父母的相應回饋。

同樣的「日暮聊為梁甫吟」，諸葛亮等待的是他心目中「使臣以禮」的賢君，讓自己做出超越晏嬰的成績；而杜甫等待的是「當今聖上」派使者捎來的喜訊，有幸重登仕途，切勿重蹈晏嬰的覆轍。

DSE中文課程持份者的關注重點都放在技術上的致勝之道，迎合歷屆考核模式的教學取向，已成為相關行業的風俗常規，而一些蘊含深意或歧義的篇章如何解讀，不是隨波逐流，就是囫圇吞棗。

香港今年春暖，四月的木棉已到了落花時節，在「受難」與「復活」之間結了果，「穀雨」之前，棉籽就散落地上。一年一度漫天飛絮的氣象揭幕了，一些遠方的故事蕩漾心頭。

在天災與人禍之間，我們上的每一課都付出沉重的代價。究竟什麼時候才可以畢業，放一個沒有病毒和硝煙，名副其實的暑假？

孟子與荀子的論述風格有所差別，或與時代背景、社會角色及個人性情有關，不過對於儒家學說和中國文化都同樣發揮了拓展和延伸的作用，令人嘆為觀止。

以回憶族群創傷的方式凝聚歸屬感是當前所謂「愛國教育」的命意所在。其實這只是臨危受命的急就章。過去式的回顧要植根於庶民心裏，必須具備一個自覺的前提──這是我的國、我的家！

人非草木，螻蟻尚且偷生，那些因為禮崩樂壞、民不聊生而流徙他鄉的庶民，儒家不會視之為不義之徒，只會以惻隱憐憫之心待之。

「經典」的塑造與成全，體現了人文關懷的深度和廣度。如果我們去除它的封建標籤，吸取其中精華，對中國的文明復興一定可以發揮策勵和制衡的作用。

在魏徵面前，一邊是掌握生殺大權的君王，一邊是危機四伏的國運，他始終堅持嚴正的立場，絕無寬貸討好之意。

2018年9月山竹襲港，正值它的花季，那截飄零的枝葉可能帶着母體準備開花的記憶，移植後積聚了一定的生命力，就急於育成醞釀多年的盼望。

為了實現政治理想，明知山有虎而偏向虎山行，絕不是棋盤上的博弈，或者運動場上的較量，入世未深者，絕不能兒戲！

將子孫黎民的榮辱安危，都以保家衛國之名收納在軍法管治的條文裏，真是長治久安之道嗎？當權者不諉過於人，敢於面對敗績而承擔責任，是收拾人心，轉危為機至關重要的前提。

「時勢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時勢」，歷史舞台上的情節無人能懂。悲觀地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草芥之民只得追隨左右，然後安慰自己──桃花源？當下即是，或者，就在我心？

你的份量如何，就要看你在「0」與「∞」之間選取哪一個數值作為分母來衡量自己。

「法治」的倫理基礎和相關的制約在長治久安的規劃裏，絕對容不下半點疏忽。作之君、作之師的當權者切勿將教育事業當作化解管治危機的祭獻。

「聖上」並非「聖人」，「君主」並非「君子」，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比「白馬非馬」淺近得多。如果嚴謹地閱讀文本，可以肯定孔子所說的君子，絕對不是現實上位居至尊的君主。

傳統知識分子的畢生使命是「學而優則仕」，議論時政，輔佐人君興利除弊，化除管治危機是其天職，蘇洵的《六國論》可說是其中表表者。

本文嚴肅地檢討抗爭運動的相關原則和策略，讓正義的行動得以問責規管，無愧初心，繼而珍惜民氣，沉澱民粹的躁動，迴避道德的黑點，保護踐行公義的種子隊。

世道艱難的告誡其實驚心動魄，可是總不能喚醒生活現場的當局者，至於身居廟堂的達官貴人，以及矛盾衝突的前沿戰士，就更不用說了。

20多年來國民教育的發展一波三折，甚至胎死腹中。如今由虛到實，變成轉世靈童倉卒出台；再加上《港區國安法》的震懾效應，實在令人擔憂中、港教育將要無縫接軌，斷送我們學術和言論自由的優勢。

本篇將以逆向思維，將觀察點轉移到林覺民的妻子陳意映身上，透過〈訣別書〉及相關的資料，推想她的處境和感受，照應林覺民的故事，開拓歷史的想像空間。

林覺民將情侶之間的恩愛放在普天之下的論述框架裡是非常態的，前提是天下淪亡待救，唯有犧牲妻兒「小我」，成全天下人的「大我」。這種人生抉擇，與儒家學說並不完全對應，反而接近墨家的「兼愛」思想。

禮讓不爭被視為達致社會和諧的重要修養或韜略。這亦是虛擬的「孔融讓梨」寫入〈三字經〉作為童蒙訓勉的原因之一。

成長教育經常面對兩難抉擇——寵壞了的孩子固然不少，但四肢貼上種種教條、腦袋蓋上重重封印的青春比比皆是。怎樣釋放他們的才華，璀璨地成全他們的個性，是教育界永遠的迷思。

政治舞台上的戲碼沒有預告片，既然生於亂世，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面對社會危機，各本其性情，各守其分際，各據其體會，各按其知聞，互相參詳制約，謀定而後動，三思而後行就是一代人修成的正果了。

這首軍歌的內容不講大道理，三大紀律的重點在於服從命令，並且要大公無私，一切行動以群眾的利益為依歸；八項注意緊扣士兵的具體行為表現，提升文明素質。

將古人的言行以童話方式傳授給孩子，許多時是一種罔顧認知水平的糟蹋。更有甚者，孩子長大了自以為已懂得箇中道理而再沒有興趣細讀原文，變相把經典的精華束之於高閣，實在非常可惜。

就應對時局而言，岳飛這位古代名將的成長經歷，亦有助於我們「生於亂世，有種責任」的一代人好好思量，引為參考。施教者若能因勢利導，以機靈善巧的方式讓學生領略它的豐富內涵，實在比照本宣科有意義得多。

《木蘭辭》作為常用教材，多以「盡孝」概括木蘭代父從軍之原因，但當中有不少倫常問題仍待處理。

看看對岸的《中華民國國歌》，兩相對照，《義勇軍進行曲》馬上相形見絀。這就是要檢討它欠缺正面意識、有負建政使命的重要理由，也是要反思是否要立法保護這首暫定國歌的內涵理據。

凝聚民心和體現建政精神是國歌的應有之義。歷史告訴我們，國歌是可以修訂的。現行的國歌未能稱職，更要立法來保護，正反映出管治威信的危機。

從文憑試中文科的「讀、寫、聽、說」四卷來看，聽、說兩項的設立其實模仿學習外語的英文科，然而審視它們的考核重點，不難發現其中的弊端。

教育界的尊嚴斲喪殆盡，而更嚴重的是，中文科竟成為學生心目中壓力沉重、索然無味甚至深感厭惡的學科。歸根究柢，學、教、考三方面都須作深切的檢討。

粵語黃飛鴻電影頗能反映儒家道統滲入技藝行業的事實，亦體現與傳統武學相關的俠義精神，雖為虛擬人物的故事，對抗爭運動的反思或有所啟發。

中國傳統的師徒關係經常因為弘揚道統的緣故，綑綁成門戶裏的親屬。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道統師承盤根錯節，極可能故步自封，被當權者利用作維穩的工具，甚或絞殺探求真理的學統，成為文明進步的障礙。

成年人的首要之務是確保孩子的安全，並得以健康成長。為人師表，乃至整個社會都要有事前的警覺和善後的擔當。

「粵語是否母語」的討論應該再無懸念，至於應否用普通話教中文，期望學術界堅守學術立場，以客觀的研究提出有強大說服力的理據，作為取捨的參考。

有風聲傳出「結束一黨專政」的主張有違憲法，民主派議員倘能藉機表現強硬的姿態，呼喊口號，可收彰顯立場、提振士氣之效。可惜他們並未對此達成共識，引發新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