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

既然趨勢不可違逆，全世界，包括中國自身，都需要在心理及行動上，為 L 型增長態勢做好準備。

中國的經濟態勢是近年最熱門的話題。從政治家到投資者，從經濟學者到普羅大眾，或在政壇亂噴口水，或從學術層面詳加論列，甚或作驚天預言，紛紛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發表看法，甚或採取行動。

我雖然有過痛苦的經驗，但並不打算完全否定有合作夥伴的好處。

中國的經濟態勢是近年最熱門的話題。從政治家到投資者，從經濟學者到普羅大眾，或在政壇亂噴口水，或從學術層面詳加論列，甚或作驚天預言，紛紛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發表看法，甚或採取行動。

我雖然有過痛苦的經驗，但並不打算完全否定有合作夥伴的好處。

免費午餐人人都想食，不過，現實是共享平台都需要揾食。

政府統計處於上周五公佈今年首季經濟增長為0.8%，是連續三季錄得增長放緩，反映本地的經濟動力正在減弱。   今年首季的經濟表現明顯差於預期，尤其是私人消費開支按年升幅只有1.1%，這是自2008、09年金融海嘯爆發後的新低，現時低迷的消費意欲的確令人憂慮，因為私人消費開支佔 GDP 超過六成，一旦市民持續減少消費，香港經濟增長肯定會被拖累，勞動市場也會隨着經濟轉差而惡化，隨之而來的便是失業率飆升。   究竟本地居民的消費支出會否顯著轉弱？答案可以從以下兩個數據找到。首先，從政府統計處的公開資料，本地居民於香港的按年消費支出變動百分率，在過去四季（2015年第二季至2016年第一季）分別為+6.2%、+3.3%、-1.7%和-0.3%。從以上數字來看，最近兩季本地居民於香港的消費支出竟然出現負增長，顯示在經濟不明朗因素不斷擴大下，本地居民的消費也變得非常審慎。     再者，今年首季的耐用品開支按年收縮竟然高達18.7%（附圖），遠較上年第四季的+1.1%為低，而這種收縮程度是90年代後期亞洲貨幣危機後最嚴重的。不少宏觀經濟學研究發現，耐用品開支是一個重要領先指標，例如，當經濟預期轉弱，耐用品消費便趨向下降，主要原因是消費者會選擇延遲部份消費，因此，耐用品便成一個合理的選擇。然而，耐用品消費出現強勁收縮肯定是一個凶兆，這可以側面反映消費者信心已大幅轉弱，甚至預視香港經濟在未來幾季會急劇惡化。   另一個經濟支柱──出口，也受制於外圍經濟持續疲弱。以貨品出口為例，其按年變化於過去四季已出現負增長，至於旅遊服務輸出更出現連續八季負增長，而今年首季按年收縮高達13.3%，反映訪港內地旅客人次不斷下降已嚴重影響本地旅遊業的收入。   現時香港經濟正面對內憂外患──內部消費疲弱和外圍經濟呆滯持續衝擊香港的出口表現，要在短期內翻身根本沒有可能。但最壞的是內地經濟似有再次轉差的趨勢。以最近公佈的4月份內地零售貨額按年上升10.1%，這是2015年4月後最低的增幅。此外，上月的新增貸款按年下挫21.5%，按月更收縮59.5%。這是否表示，中央已展開行動控制信貸增長，以達至內地經濟在未來幾年能夠以L型模式運行，即是採用持續較低的經濟增長來解決內地的結構性問題。   內地經濟減速已令問題多多的香港更難走出困局，對大部份的香港市民，這是始料不及。筆者在其他專欄曾指出，中國可能是最大的黑天鵝，一旦中國唔掂，香港經濟肯定墮崖，現在來看，這情況已開始發生於香港身上了。   原刊於《蘋果日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封面圖片：亞新社）

作為私募股權基金界的一員，筆者不時被一些希望自己起壇搞風投基金的朋友問及成立風投基金的一些注意事項。近年科技企業快速發展，筆者認識的中港兩地的年輕朋友，不少作為初創企業家三十多歲便成功把自己的科技企業賣給大公司賺了一筆大錢，然後變成一個天使投資人，再逐步做大並準備成立自己的風投基金。另外，不少年輕風投基金經理也陸陸續續跳出來自己起壇，所以筆者不久便有機會跟這些朋友談起作為基金管理人 GP 創立新基金時要注意的事項。未來一兩期私募廣角鏡筆者也希望籍此跟各位讀者分享一下一個風投基金起壇時，包括有效利益分配及激勵團隊成員的各種伎倆。   一個基金往往由幾個不同的合夥人成立，至關重要的是基金主要利潤——Carry又稱 Carry Interest 如何有效分配。一般來說，整個基金管理層能分到基金賺到之利潤的20％作為 Carry。對新成立的基金來說，由於不同的創始成員都會帶來不同的價值，很多時候新基金裡的幾個合夥人都會大致上平分整個 Carry Pool。假設團隊一開始有四個創始人，則每人分得四分之一 Carry，到及後基金再擴充請人，由 Managing GP 到中層 Partner 到 Junior Partner 等等，原本那幾位創始合夥人就要拿部分...

在現實世界，除非遇到毁滅性的自然災害或者戰爭，經濟下滑都不是直落，而是斜落的。

誰人要出口石油，還是要先問過美國十一支航母艦隊首肯。這些技倆其實不也是美國企業之父洛克菲勒的手法麼？

在現實世界，除非遇到毁滅性的自然災害或者戰爭，經濟下滑都不是直落，而是斜落的。

確實二戰後30年間，美國的確給人一個「公正，繁榮有活力，和包容的社會」，只要努力工作，就會過着「富足、自豪、安全、優越」的生活，可是現今又如何呢？

夢幻般的「絲路」理念包括向西（經濟帶）東（海路）兩端申延，期望打造六條「走廊」，發展沿線城市和港口的經濟。當中，隱藏着不少的風險，也孕育了無限的商機。

「人在晚年，祇有靠自己，政府與子女都不可靠。」——西方流行語

普通市民和政府的分別，就是政府能夠靠增加貨幣基礎找數，而你和我冇錢找數只能以欠債解決。小市民在一張紙上寫下「這是十元」，沒有人會相信，但政府卻有這個權力和信譽，將一張紙變成貨幣。

（封面圖片：2016年2月香港立法會補選，圖中為當選人楊岳橋。）   與內地一位精英談論香港與內地的問題，令人驚訝的是他把一切問題歸咎於共產黨，歸咎中國沒有民主，並且說美國制度最好。他的看法似乎與香港本土派無知青年同出一轍，分別可能是精英說得比較儒雅，加上多一些名詞，香港的青年則不加包裝，不懂得怎樣把共產黨、民主與美國連在一起來解釋內地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法。不過，只要進一步問深一點的情況，便可發覺精英對共產黨、民主、美國等還是一知半解，與香港本土派青年的認知水平，只是50步與100步之差。   該精英是內地名大學畢業，屬高級專業人士，對他工作上的專業水平我不會懷疑。可是，在專業之外，卻知識貧乏又沒有自知之明，且提出他自以為是的見解。在專業方面，是絕對認同他的工作；可作為內地精英，又否定現行的制度，不求甚解地一味崇美。   在談話中我表示慨嘆，指1949年前赴英美留學的與改革開放後才赴英美留學的有着巨大差別，或許根源是1949年前赴英美留學的是帶着中國問題去，近2、30年去的卻只是鍍金，最好是變成美國人回國享受高薪厚祿、特殊待遇。或許更深的根源是1949年前的中國大學與近年中國的大學不同，教育的取向、內容與效果均有差異，結果現在大學培養出來的精英變成高分低能，不懂世事，卻自以為明白一切，中國要依他們的片面理解來改革。   希望這位精英是例外，否則，內地的政治和發展問題會比香港的情況更嚴重！   立法會選舉混戰一場   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將會是混戰一場，不但多了公開或不公開的港獨分子參選，激進派亦會有更多人出來競選。泛民正在新老更替，建制派則是老退不下、新的爭出頭爭得不亦樂乎。回歸後立法會選舉的老面孔大部分會離去，可惜新面孔或半新面孔的，很難令人記得住他們的名字，也不知有甚麼表現，只知已在立法會內的，不是拉布便是流會；現時在立法會外的，亦難保入立法會後不會也是拉布與流會。   不論建制、泛民和激進派，現屆立法會的表現是沒有作為和反對作為。新一屆我不相信港獨分子可以憑選票入會，結果還是建制、泛民與激進派三分。就算建制可維持現時的多數議席，在泛民、激進派拉布破壞下，並沒有能力使立法會回復正常運作。   假若只是個別議席、票數變化而沒有根本性的轉變，九月後新一屆立法會相信仍然是沒有作為和反對作為，政府運作將被癱瘓；如果激進派議員數目增加，癱瘓政府的行動肯定會加劇。而在立法會外，未必會有佔中一類大規模行動，立法會內幾個激進派議員便可以破壞政府運作，效果一樣，付出的成本更低。   九月立法會選舉後，最大的政治問題是：如果立法會的運作仍然與今屆一樣，甚至變本加厲，香港社會、政府與中央政府會如何應對呢？抑或再拖幾個月，等待2017年特首選舉的結果？除非到時選出個激進派與泛民都支持的特首，否則的話，香港的政局會有改善嗎？ （封面圖片：亞新社）

  香港不景的推斷只應驗了約八年，沒有十多年，因為2004年內地推出自由行，跟着是放寬內地人到香港投資。2010年內地與香港的優質青年的工資差距收窄到大約一與三之比，香港的難關其實未過。   這例子教的，是預測不到的局限轉變（例如自由行與內資進港），會影響推斷的準確性，時間長短的推斷因而是大麻煩。推斷十年以上的不景，準了約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內地不大手幫一把，十年會是太短了。原則上內地協助香港對自己有利，早就應該這樣做。然而，外匯外流的恐懼是故老相傳的成見，這種局限的變動不是無從推斷，而是牽涉到遠為複雜的交易（政治）費用的局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說香港今天難關未過，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個近於災難性的可能發展。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資——2010年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廣泛地影響着最低層的工資水平，那麼一旦內地取消進口稅，或把深圳改為自由港，我的推斷是香港的經濟會出現一個難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會倒轉過來，香港的商店租金會跌得頭破血流，牽一髮而動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寫下去。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內地撤銷進口關稅也是早就應該做的。說足以為大禍的最低工資不需要很高，因為只要下頭的工資被「托」住，上頭的有需要時難以下調！   推斷失靈的原因   多年以來，類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斷，屬「宏觀」的，我作過多次。一位朋友說他算過，26次全中。其實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為跟着而來的局限轉變我事前沒有算進去。那些是想三幾天就動筆的專欄推斷文章，沒有像30年前我想了近兩年才動筆推斷中國會走的路那麼慎重。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局限我是門外漢，通常是經濟考查的大難題。例如2007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會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腳亂。我怎會意料不到呢？因為在我熟知的地區競爭制度下，價格管制難以推出：對地區的競爭不利，地區政府會一致反對。工資管制也是價格管制。我料不到新勞動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徵求地區政府的意見，因為北京上頭歷來有這樣的諮詢。政治的局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回頭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的失誤，本文要指出的重點，是這分析牽涉到的局限轉變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價、工資、利率、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等。不是說這些局限變量不重要，而是宏觀分析歷來不深入地調查這些變化的底因局限。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費用（應該廣泛地看為社會或制度費用）的考查上，傳統的宏觀分析歷來交白卷。解釋世事，交易費用的重要毋庸細說。然而，當我們能成功地把交易費用局限的轉變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時，用上的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永遠是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稱為「微觀」。   沒有誰不同意，宏觀分析也是以個人在局限下作選擇為基礎，然後加起來而「宏」之。問題是如果個人選擇的局限指定不足夠——尤其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加起來的「宏觀」對現象的解釋力令人尷尬。我有這樣的意識：傳統的微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傳統的宏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麼！正面而又明確地引進交易費用，微、宏二觀的分別不會存在。原則上，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是走這「正面而又明確」的路，但走歪了，歪得離奇，無從驗證的博弈遊戲與不知何物的術語把整個本來是有希望的發展破壞了。   本文為張五常教授於2011年3月出版《收入與成本——經濟解釋卷二...

前言   《收入與成本》是上一版《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前半部，因為要把這半部獨立成書，《收入與成本》變為這一版《經濟解釋》的卷二。《供應》的下半部，取名《受價與覓價》，會是《經濟解釋》的卷三。整套《經濟解釋》會有四卷或五卷，殺到埋身再作打算。   九年多前寫《供應的行為》寫得太急，按期刊登時受到刊物版面的約束，不能自由發揮。這次大修，再沒有這樣的約束了。75歲了，還不盡量把自己多年所學寫下來，不會再有機會吧。所謂大修，其實大部分是重寫，寫得用心，寫得稱意，但也寫得累了。   決定把《供應》一分為二，有三個原因。其一是加進去的內容多，寫得太長，而我的經濟分析離不開真實世界，似淺實深，同學們不易消化，不能像小說那樣讀。太厚的書不好翻。其二是寫完《制度的費用》那章後，我突然發覺那是個很理想的可以稍事憩息的地方，好讓讀者能鬆弛一陣才攻下一卷。其三是如果不分割，寫到《供應》下半部我會不斷地擔心整卷太長，有所顧忌，感到縛手縛腳。   從本卷起，文內提到的卷號、章號、節號，皆以神州增訂版為準。希望有一天能把整套《經濟解釋》以一本精裝巨冊出版。但那只宜於收藏，放在書架上好看。說到閱讀，輕便的遠為優勝。   張五常 2010年12月   第三章第三節：漠視局限推斷失靈   我喜歡獨自思考，思想上喜歡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有時想到的跟前人有別，我會拿出刀來揮斬幾下。這些日子，為了對炎黃子孫的一點關心，事不關己有時也拿出刀來。   宏觀經濟的分析歷來是事不關己的。做學生時替一位宏觀教授改試卷，每卷收一美元，不難賺，教授提供的答案是老生常談，我不懂，爭議太多不是賺卷費之道。跟着選修布魯納（Karl Brunner）教的研究院宏觀經濟學。布魯納是我認識的邏輯最嚴謹的經濟學者。整個學期他只教一本剛出版的「宏觀」名著開頭的二十多頁，批評得同學們天旋地轉。我從布魯納學得的不是宏觀經濟，而是推理嚴謹的苛求。後來的博士試我無端端地考個第一。傳為佳話的是作為其中一個考官的阿爾欽，竟然看出我的宏觀方程式比變量多了一條！我在數學上的驚人「天賦」是從那時開始知名行內的（一笑）。  ...

改革、發展、穩定，這應當是中國所追求的良性發展道路，但現在的情況是，發展越快，社會愈不穩定。

至於香港的政治活動會否使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教授改變其觀感，更是極不可能之事。他們哪會知道香港發生過什麼？

在演講時，由領隊的劉勁副院長帶動，大家開始自由發問。我也預先準備了在演講最後向他們請教五個經濟問題。現在把每個問題和他們的答案簡單陳述於後。

自私自利會無疑給人類帶來好處，貿易會帶來好處。但是，自私自利會可以帶來互相殘殺，會帶來欺騙，就是人類的自私是可以毀滅自己的，這就是問題所在。

香港的樓宇總存量已多過家庭總數。現在投資者不增持了，甚至可能減持，那未有樓的人就會有更多的機會置業，不一定要靠新供應。

依靠信貸刺激，驅動經濟回暖，絕非長久之計。它令人擔憂中國經濟重返要素大量投入的粗放式增長老路，也必將為經濟長期增長埋下隱患。

金融臨界點不是完全決定於負債比率，不是如水100度就一定沸騰，什麼類型的國家負債達到什麼水平，就注定發生金融危機乃至風暴與海嘯，這與很多因素有關。

自私自利會無疑給人類帶來好處，貿易會帶來好處。但是，自私自利會可以帶來互相殘殺，會帶來欺騙，就是人類的自私是可以毀滅自己的，這就是問題所在。

歌手或樂隊利用眾籌來籌集錄製唱片的資金已不是新鮮事。外國出名的眾籌平台如 Kickstarter.com 裏有不少項目都與音樂有關，另外，不同的地方亦有一些專為音樂眾籌而設的平台。

香港是一個極度開放經濟體，對外圍經濟變化是相當敏感，以現時各大經濟體的疲態，今年香港經濟肯定冇運行。

兩元長者乘客優惠需政府撥款十億元，有人會問十億是多少錢？其實大家應想想它對社會有何實際幫助才是，甚至發現其效益是可以通過量度而得知的。

端視歐羅前景，還看德法兩岸國未來能否在政治、經濟及軍事上整合及強化其領導地位罷！

美國人要重視社會基石，要建立國民間的盟約 covenants 彼此要互相貢獻，這是200多年來最大的危機，中國要有前車之鑑，發達經濟體可以如此演變，發展中國家要提供何種建議，才能將「新型大國關係」發展得好呢？

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沃土，現代社會之樹難以結出民主與科學之果。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競爭法莫名其妙，上世紀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高斯曾這樣批評美國的反壟斷法：「加價法官說是壟斷，減價法官說是壓價，價格不高不低又說是合謀。」

隨着人民幣匯率及利率波動減少，市場信心進一步增強，將促使更多境外央行增加人民幣外匯儲備，投資者也願意更多地持有人民幣資產，預計人民幣國際使用將會繼續增加，在所有貨幣支付的佔比也有望不斷上升。

究竟是一代不如一代呢，還是江山代有人才出？   這是歷久不衰的爭論。尤其潮流興世代之爭，出來加一把咀的大不乏人。近兩年，青年政治新星不斷湧現，繼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後，又有學聯的幾位大學生，近來則有立法會補選得到6萬多票的本土派梁天琦（按：他和我沒有血緣關係）——於是，不少人走出來意圖解釋這現象。   誰說年輕人為薪酬參政？   經濟學界前輩說部分鼓吹港獨的「廢青」有人格障礙，我身邊沒有這方面的專業朋友，所以不能予以評論；亦有專為年輕人「起機」的行政會議成員兼立法會議員說年輕人是為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薪酬吸引而參政，更舉例指：「區議員薪酬是大學畢業生起薪點的兩、三倍。年輕人爭相從政，享受在鎂光燈下且合法成為民選議員，我能理解他們的興奮。」   年輕人真的為了薪酬而參政嗎？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是個供應的問題。我們要看的是，議席相對其他職業是否愈來愈吸引。   2008年至2012年間，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點中位數幾乎沒有變過，相反立法會議員卻愈來愈尊貴，月薪由7萬元左右，升至8萬多元，升幅超過10%。另外，青少年（15至24歲）的失業率，在這幾年間都維持在10%以上。   雖然議席看似變得更吸引，但亞太研究所的研究助理替我翻查立法會資料，發現2008年和2012年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平均年齡幾乎一樣（都是55歲），最年輕的議員都是32歲。而且，印象中這兩屆參選人士的平均年齡不是特別年輕（2012年的參選人士平均年齡約43歲，2008年的數據因時效問題已不能在政府網上找到，但從各政黨名單的組成來看，其平均年齡應不會與2012年有太大差別）——更吸引的薪酬並沒有令更多年輕人在2012年參政。在對年輕政治新星的需求沒有大變化的情況下，從供應的角度解釋年輕政治新星的湧現似乎有點牽強。   既然不是供應，那便是需求的問題。為什麼年輕的政治新星愈來愈受歡迎？是因為大家對舊有政黨固步自封十分不滿？還是如該雙料議員所言「社會流動性低、樓價卻持續高企」令年輕人不滿日增？這些問題我還是留給她的智庫努力研究吧。   原刊於《am730》，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亞新社）

政府於周一的扶貧委員會會議討論三項貧窮線修訂。   第一、將公屋福利納入住戶收入計算，並將這項福利設上限。 第二、加設一條以開支為基礎的貧窮線，以住戶開支中位數一半劃為分界，以辨別「收入貧窮，開支不貧窮」的住戶。 第三、加設一條扣除住屋開支後，住戶可動用收入中位數50%為新貧窮線以作比較。   雖然政府傾向接受第一項修訂，但由於涉及公屋福利轉移至住戶收入，變相將部份公屋戶技術性「脫貧」，引致基層出現不少反對聲音，認為政府企圖誇大扶貧力度或減低未來福利開支。   爭議難解 修訂終未通過   至於第二和第三項修訂則涉及不少技術性問題，例如住戶開支調查只是每五年進行一次難以為扶貧政策作出迅速的評核，而住戶開支也難以準確計算，可能引發更大爭議。因此，在扶貧委員會會議上，三項修訂均被大部份委員反對而最終未能通過。   其實，這次扶貧委員會的結果是可以預見，因為不少國家定下官方貧窮線後便很難作出大幅修改。以美國為例，其官方貧窮線是設於60年代初，至今仍為政府採用。雖然在2010年，美國統計處提出一個「補充貧窮量度方法」（Supplemental Poverty Measure，SPM）但其目的只是提供另一個量度貧窮觀點，希望能夠更適當地反映現時社會和經濟現實及政府政策。   筆者不是事後孔明，當官方貧窮線落實後，一旦提出修改，最大的問題並不是技術或理論，而是牽涉社會上不同層面的利益和政治角力，要修訂官方貧窮線，難度極高。現時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將三個修訂作為未來的 SPM，這可以減低社會對修訂的阻力。  ...

今年1月中，索羅斯在世界經濟論壇中唱衰中國經濟，很多人猜測他此舉是為沽空人民幣造勢。倘若如此，三個月已經過去，人民幣不但沒貶，還緩緩升值，索羅斯可能已因錯誤判斷而中招，但我不知他炒賣多少，所以也不知他虧了多少。

早前有股壇名嘴評論港股近期的態勢時稱，現在香港股市只剩下股票經紀留在市場玩我嬴你輸，幾格上落的泥沙遊戲了。這種說法反映了港股交投淡靜的現實，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事實的全部。

同人唔同命，同場唔同價。夜場，男女收費不一；商場，大小租金有異。Ladies’ Night 優惠女士，為吸引人流到夜場消費；Anchor Store 優惠名店，為吸引人流到商場購物。

政府與地產商可倣效南韓建設東大門市場的方法，提供相對低價的展銷場地。香港院校已有不少設計系的畢業生與學生，若有場地，可供他們發揮才能，也可刺激香港沉悶的服裝零售業。

借助語言和地理優勢，今天斯里蘭卡有意發展首都科倫坡，打造成為杜拜及新加坡之間的南亞金融中心，支持一帶一路計劃，扮演印度洋海域的核心樞紐。……然而，話題之中，亦傳來驚人的一則，就是請求取消80億美元貸款，換取斯里蘭卡公司股份。

2012年當地每十萬人有28.9人自殺，比例長期高踞世界第二。南韓人心中似乎十分愁苦。

對於所謂的自願當娼，一個女子要走到這個地步，一定是有種種難言的苦況，也許是有經濟困難，也許是一時迷失，而嫖客利用她們的困境買春，這種乘人之危的行為，文明社會不應坐視不理。

香港求變有兩個方面，一是要定下方向、定位、戰略，並且要解釋，不是簡單地定出什麼中心、什麼產業便算數。另一方面，港人要自求多福，主動爭取。

傳媒做標題黨吸引讀者無可厚非，但所問非人加上胡亂分析誤導大眾之餘，也叫怕惹上官非的小商戶心驚膽顫。可悲的，是這種打擊奸商的報道有其市場。更可悲的，是敢言的專家學者大有人在，勇於作出一些「跨學科」的判斷。信奉權威的記者照單全收，好心做了壞事。

在貧民窟長大的黑人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 Sowell）嘆道：「黑人家庭熬過了幾個世紀的奴隸制和種族歧視，但卻因福利主義而土崩瓦解。」健全的家庭是人類社會的核心組織，也是兒童健康成長的重要支柱。拆散窮人的家庭，又怎能幫他們脫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