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急升的非法移民,其實在過去幾年為美國經濟帶來莫大貢獻。弔詭之處,在於經濟效果如此,政治現實卻是另一回事。非法移民帶來的「利」過於分散難以觀察,與其相關的「弊」卻相對集中。
鮑威爾在聽證會的講話,則清楚不過地指出制度並非對稱,亦即聯儲局不會讓通脹跌破2%。既然如此,聯儲局官方聲明實在有修改的需要,講明平均通脹目標的制度並不對稱,只適用於偏低的一面。
內地經濟矛盾之處,就是在這不利創新投資的環境之下,貨幣政策其實很想透過銀行體系「放水」給中小企,只是效果一直不明顯。既收緊又放鬆,且看市場力量能否在夾縫中找到一線生機。
今天科技進步,靠文本分析的電腦程式又好,直接使用ChatGPT又好,是否可以分析數以千計以至萬計案例,規模龐大N倍地探討社會成本的問題?
香港市民不是任你擺布的棋子,早一輪就要乖乖的早點回家,這一輪就要夜夜笙歌蒲通宵,隨傳隨到,聽教聽話。畢竟這種伸長縮短的彈性,只屬於少數人。
今年5、6月人在香港,沒有太多機會出外食飯,根據有限而片面的觀察,訂位的確比疫情前容易。形成強烈對比的,是過去幾個月新聞所描述的一片歡欣。翻查傳媒引述數據,是這些報道其實有兩個值得商榷之處。
幾十年前的年香港有「人情味」,顧客一邊揀蛋一邊跟老闆閒聊,溫情洋溢得令人流淚,但今天「人情味」不再,雞蛋只能在冷冰冰的連鎖超市選購,讓人不勝欷歔。但若用經濟學解釋社會變遷,就沒有那麼浪漫了。
今天,社交網絡是否有損(尤其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成為熱話。認為情況嚴重的一派,與認為不用過分憂慮的一派,展開了激烈爭論,雙方都大量引用學術研究,統計圖表此起彼落。
拯救矽谷銀行最值得商榷之處,是本來有上限的存款保險,好像再沒有上限,又或當銀行有一定規模,上限就不再適用。這次的因時制宜,對銀行將來的經營方式難免有影響,為下一次危機在某處埋下種子。
歐美地區,不同定義的物價指數多不勝數,既有CPI又有PCE,又分headline和core,而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則一直只有甲、乙、丙綜合幾個數字。為什麼?
宏觀經濟不是冷氣機,調整溫度後很快見效,貨幣政策有其「又長又多變的滯後影響」,我們今天看到的需求下降,5次加息分別有多少貢獻,只有上帝知道。
無論在香港或外國,社會從來不缺發財立品的社會賢達,對年輕人不放棄的善長人翁亦大有人在,不過夠膽以破格的方式幫助年輕人的並不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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