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立觀察

《意見》亮點頗多，不少新提法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它格外重視機制建設，這正是它區別於以往類似文件的最顯著特徵。

愈是發達的經濟體，運用破產機制愈嫻熟。健康的市場經濟必須保持「入」和「退」的平衡，以保持流水不腐。

一旦反腐力度減弱，腐敗氣焰就會重又囂張。如何鞏固巡視成果，舉一反三，找出病灶，總結經驗教訓，扎緊制度籠子，是需要全局謀劃的系統工程，也是今後公眾衡量反腐成果的標尺。

把稅費負擔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下來，事關中國經濟新舊動能轉換和中國企業在全球的競爭力。

贏者通吃、大魚吃小魚等現象，加劇了行業不公平競爭風險。

中國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之一，有責任盡力推動潔淨環境這類全球公共品的供給，一切均以做好自己的事為前提。

面對種種困難，政府並非束手無策。莫若轉變思維，向改革尋求答案。

擴大對外開放千頭萬緒，近期可從若干重點領域做起。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期，外部經濟金融風險較之過往更易外溢到國內，亟需健康、繁榮、可持續的金融提供有力支撐。

「正稅清費」是理性選擇，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應該從稅費總量與結構著手，切實降成本。

各級政府應該趁此良機，在改革上動真格，做幾件多年想做卻沒有做成的大事實事。

中國會否被美國指控為滙率操縱國？謎底即將揭曉。美國財政部按慣例將在4月15日發布特朗普就職後首份《國際經濟和滙率報告》，評估主要貿易伙伴的滙率政策。全球經貿、金融界人士正密切關注事態進展。 滙率問題已成為近來中美經貿關係的焦點。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多次揚言，上任首日就將指控中國為滙率操縱國。3月底，他重申，其「中國就是滙率操縱的『總冠軍』」的看法沒有變。我們希望，剛剛結束的「習特會」，能有助於雙方在此問題上充分交流，在未來謀求共識。 其實，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操縱滙率，美國有其自定的標准。判定滙率操縱需滿足三個條件：與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經常項目盈餘占其GDP比重超過3%；持續實施單邊外滙干預，通過買入外國資產促使本幣貶值，且買入規模在一年中達到其GDP的2%。   中美兩國已結成「命運共同體」 按此標準，很難得出中國是滙率操縱國的結論。中美雙邊貿易順差雖遠超200億美元，但已經在逐步縮小；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已從2007年約10%的峰值顯著收窄，降至2016年的1.8%；最近一年多，中國央行在外滙市場賣出大量外滙儲備，避免人民幣過度貶值，操作方向與構成操縱的要件恰恰相反。因此，2016年10月，奧巴馬任期內最後一份評估報告，並未指控中國為「滙率操縱國」，並指出，中國支撐人民幣滙率的努力是為了防止本幣快速貶值從而傷及全球經濟。 美國數任前任財長，從勞倫斯·薩默斯（Lawerence Summers）到剛剛卸任的傑克·盧（Jack Lew）等都指出，當前中國並不符合滙率操縱國的標准。當然，變數猶存，特朗普素來不按常理出牌，況且他在競選期間和上任後頻頻就滙率問題向中國發難，中方應做好預案。 操縱指控其實並非美國新招數。從1988年開始，美國財政部每年兩次就國際經濟形勢和滙率政策向國會提交報告。從1992年至1994年，中國曾五次被指控滙率操縱，但美方並未實施貿易制裁；此後，在人民幣漸進升值期間，美方一直認為中方人為壓低人民幣滙率，但均未貼上滙率操縱的標簽。其實，在WTO多邊框架下，美國也未再將任何國家列為滙率操縱國。 說到底，滙率操縱指控是「表」，美國急於縮減大幅貿易逆差才是「裡」。中國是其貿易逆差的第一大來源。據美國商務部統計，目前，美國貨物貿易逆差中，約47%來自中國。但是，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並不能扭轉中美貿易失衡。倘若美國以指控中國滙率操縱為由，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懲罰性的高額關稅，反而可能激發貿易戰，甚至等於「經濟斷交」，這不僅對中美而言將是「雙輸」的結局，還可能損害尚在艱難復蘇中的全球經濟。 中美貿易存在嚴重的不平衡，這的確是客觀事實，但是，這主要是全球產業布局、國際分工以及中美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不同所致。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中方在貨物貿易上是順差，在服務貿易方面則是逆差。人民幣滙率並非中美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實證研究證明，人民幣貶值已不能起到刺激中國出口的作用。中方也無意於此。相反，改善貿易失衡一直是中國的政策目標。努力改善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不是中國屈從外部壓力的結果，因為它不僅符合美國利益，也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 中美雙方均應客觀分析雙邊貿易失衡的復雜成因，並在平等對話、溝通協商的基礎上相向而行，采取改善貿易失衡的建設性措施。否則，滙率操縱問題就可能成為年復一年籠罩在中美經貿關係上的烏雲。 對於中國而言，需要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金融等服務市場，進一步降低貿易壁壘、特別是服務業壁壘。治本之策則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只有如此，中國才能降低對外需的依賴，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提升對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商品和服務的進口需求。中國企業擴大到美國直接投資，不僅有利於緩解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還可為當地創造就業機會。此外，中國還可加快人民幣滙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改革，增加滙率彈性，以免授人以柄。斷不可一遇衝擊，便暫停改革。 對於美國而言，特朗普希望振興制造業，改善貿易失衡，更應該求助於美國自身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國際協調。美方應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特別是擴大高技術產品對華出口，而不是動輒訴諸貿易保護主義，哪怕以此作為談判籌碼也將損害彼此信任。 中美經濟關係，尤其是近6000億美元的兩國貿易額，是兩國關係最堅實的「壓艙石」。這種關係經近40年努力方才行成，應倍加珍惜。滙率問題前景取決於中美各自宏觀經濟前景。倘若中國經濟增速不斷探底，美元又持續走強，貿易爭端就將激化。為避免這種不利局面，雙方均應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推進結構性改革，一道走向繁榮。滙率爭議其實表明，中美兩國已結成「命運共同體」。 原刊於2017年4月10日出版的《財新周刊》第14期社評，獲作者授權發表。

世人關注已久的首次「習特會」終於敲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3月30日宣布：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於4月6日至7日在美國佛羅裡達州海湖莊園同特朗普總統舉行會晤。這是國際關係重大事件，必將對全球、特別是西太平洋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四年前，當選國家主席僅三個月的習近平在美國加州的安納伯格莊園會見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此莊園非彼莊園。此次習近平與特朗普首次會面，有助於擱置爭議，尋找中美共識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對特朗普政府而言，上任以來一系列的非常規動作，已引發國內強烈反彈；其廢除奧巴馬醫改之舉徹底失敗，針對部分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受到司法機構反制，幕僚與俄羅斯的聯絡遭到國會調查；在對外關係上，中東和平、打擊「伊斯蘭國」和重構美俄關係屬於優先級別，挑戰重重。對中國而言，經濟增速放緩，金融風險及相伴隨的社會衝突有所顯露，需要妥善應對；開好中共十九大，則是今年頭等政治任務；外交上則是確保「一帶一路」倡議順利實施。因此，確保穩定良好的中美關係，有助於中美雙方實現各自的戰略。   「習特會」嚴峻且複雜 四年匆匆而逝，世事已歷滄桑。如果說四年前加州會晤的背景是隨著中國崛起，箱體運行的中美關係中競爭與不信任色彩漸濃，中國力圖以新型大國關係為新時期中美關係抓手的話，此次「習特會」面臨的局面更嚴峻且複雜，挑戰既急迫亦根本。 這一變化首先源於特朗普政府不按常理出牌。從甫一當選便突破中美建交以來歷屆美國政府的底線，與台灣地區領導人通電話，再到就彙率問題和貿易問題頻頻指責中國，大有中美關係大幅倒退之勢。所謂「解鈴還須系鈴人」，此次中美峰會舉行的前提，正是特朗普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的台灣問題上重回正軌。其次，加州莊園會晤涉及經濟、朝鮮、網絡安全、亞太領土爭端以及兩軍如何在亞太地區行動等話題，近年來，很多問題非但沒有緩和，反而有所加劇。朝核問題便是典型。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化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立場倒退。這使得錨定兩國關係的基礎遭到侵蝕。 有鑒於此，此次中美元首在特朗普政府上任百日內就實現會晤實屬不易。人們期待通過兩國元首會面，中美關係近年來罕見的不確定因素能夠自上而下地得到釐清，兩國100多個對話交流機制得以延續。 雖然一度山重水複，中美關係仍有望柳暗花明。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剛剛結束的北京之行中，雖未明確提及「新型大國關係」這個詞，卻直接引用了「新型大國關係」的關鍵部分，稱將本著「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努力與中國探索拓展更多領域合作。在會見蒂勒森時，習近平指出，中美兩國完全可以成為很好的合作伙伴。只要雙方堅持這個最大公約數，中美關係發展就有正確方向。 換言之，儘管中美之間公約數有所減少，只要成為合作伙伴的共識存在，兩國關係就有錨可依、有石可壓。「壓艙石」首先還是金額高達5196億美元的中美經貿。對中方而言，面對特朗普政府來勢洶洶的強硬貿易表態，一方面要強調中國市場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意義，比如，2015年，中美雙邊貿易和雙向投資為美國創造了約260萬個就業崗位，兩國經貿關係可幫助每個美國家庭平均每年減少850美元開支。同時，如不久前國際學者在中國發展論壇上所建言，隨著時間推移和經濟實力提升，中國也應擴大開放，適應國際經濟體系的新情況。以汽車關稅為例，中國汽車出口到美國基本上沒有關稅，中國汽車公司允許進入美國並可在任何地方建廠。而美國車賣到中國則必須支付25%的關稅。美國汽車公司在中國組建合資企業還有多種政策要求。在中國是新興經濟體之時，這些規則可能正當合理，但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類似規則就需要做出一定調整。這對中國推動國內改革也是有益的。 中美關係的影響已溢出雙邊範疇，在朝核和南海問題上尤其如此，所以，彼此的協調尤為重要。如果在亞太地區中美兩國無法取得良性互動甚至漸行漸遠，這既不利於中國高度重視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又可能使中美兩國陷入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必有衝突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 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對雙邊關係，中美關係走向何方不僅取決於美方，也取決於中方。於中國言，只有立足國內改革，兌現開放承諾，在保證最大公約數的同時，致力拓展共同利益的邊界，著眼長遠，才能確保中美關係不受一時一事的影響，進而為中國和平發展繼續爭取穩定的周邊和全球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習特會」不僅要放眼未來四年的中美關係，還要為中美關係未來的長遠發展確定方向。 原刊於2017年4月3日出版的《財新周刊》第13期社評，獲作者授權發表。

部分城市房價飛漲，房地產市場調控再度加力。年初迄今已有20多座城市實行愈加嚴厲的「限購」「限貸」舉措。3月17日出台的北京調控新政，最為引人注目。政策組合包括首套房認定時「認房又認貸」、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至60%、降低房貸最長期限至25年等。此舉可稱是對近期北京二手房交易火爆、房價強烈反彈、市場恐慌情緒蔓延的應激反應。 房地產調控升級早有預兆。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表述深入人心。不久前，「遏制熱點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近日央行緊急下發文件，明確要求各分支機構合理控制房貸比和增速。凡此種種，足見中央及地方政府穩定城市房價、防範房地產市場風險的決心。 面對房價非理性上漲的嚴峻局面，政府實施房地產市場調控是職責所在。不過，各地出台的調控政策細節或有不同，思路卻基本一致，即竭力控制需求。垂垂20年的房地產調控史表明，此類行政性手段只能治標，不能治本；短期內或有效果，卻不利於市場規則和秩序之確立，難以讓市場形成穩定預期。統計數據無可辯駁地表明，房地產調控已落入「小跌大漲」甚至「越調越漲」的怪圈。   房價上漲由於供不應求 房價上漲直接原因顯然在於供不應求。地方政府著力「限購」「限貸」，卻有意無意忽視了供給端，即增加土地和住宅供給。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這一要求對症下藥，地方政府理當認真落實。即以北京為例。北京房價多年持續快速上漲，但是，商品住宅供地總體上不斷緊縮。2013年-2016年，實際供應量分別為978公頃、517公頃、382公頃、103公頃，逐年下降。2016年北京商品住宅供地計劃完成率僅有12.1%。鄰近的河北省近日又嚴禁「圍城發展」。如此一來，抑制首都房價過快上漲自然難度陡增。 國內外經驗教訓均表明，單就房價做文章，調控效果必定不理想。在中國尤其如此，因為房價怪像其實是經濟社會多重復雜問題的集中表現。近期被熱炒的北京學區房即是典型。切實推進土地、財稅、信貸、戶籍、教育等多領域改革，才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治本之策。當前，尤其應避免政策打架、目標短期化。 房價稍穩後，首要急務是深化城鎮住房用地供給制度改革，有針對性地改善土地供應。不應限制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在入市後用於房地產，而應在規劃上對集體和國有兩種性質土地一視同仁，真正實現「同等入市、同權同價」。久拖不決的「小產權房」問題亦應正視，修改多年的土地管理法應盡早出台。這些舉措均有利於多渠道拓寬房源，正是房地產市場的供給側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此外，還應落實人地掛鉤政策，根據人口流動情況分配建設用地指標，主動公布土地儲備和供應計劃，穩定居民預期，抑制住房投機。長遠來看，還要轉變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中的角色，改革現行征地制度，告別「土地財政」。 其次，完善房地產市場稅收體系。應堅定決心，加快在全國範圍內對不動產征收持有環節稅。為減少阻力，可逐步提高稅率，留出緩衝時間，並合理設定個人與家庭免征面積。此外，應通盤考慮減免房地產交易契稅、土地增值稅等稅費，落實十六屆三中全會設定的「降低建設交易環節稅負、增加保有環節稅負」改革目標。 第三，建設多層級的住房市場，租售並舉，滿足不同居住需求。應制定出台與租房相關的財稅支持政策，同時，規範租房市場，強化對房屋中介機構的監管。還要加快研究制定《住房保障法》，設計有效的激勵機制，令地方政府有動力多建保障房。 第四，通過戶籍、教育、社保等相關配套改革，剔除房價中的扭曲因素，使其回歸理性，同時逐步實現各地各城市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加快「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步伐。在深化國企改革時，應迫使主業並非房地產的央企徹底退出這一市場。 近年來，房地產市場嚴重分化，不同城市「冰火兩重天」，其背後是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大城市有集聚效應，生產要素向其湧流自有經濟合理性，不過，如房地產價格所示，中國經濟社會資源長期過度向區區幾個一線城市傾斜，對其他城市形成了嚴重的「虹吸」效應。此種情形，放眼全球亦屬罕見，足見我國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已到再不容忽視的地步了。 中國經濟不能被畸形的房地產市場綁架，但是，健康發展的房地產在任何經濟體均角色重大，蓋因其產業關聯極廣。當前，中國經濟復蘇勢頭並不穩，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尺度把握難度極大。政策調控加碼之下，房地產問題近憂或可緩解，遠慮依然籠罩。中外經驗教訓均表明，房地產政策再也不能「頭疼醫頭，腳痛醫腳」，而應釜底抽薪，系統解決影響這一行業長遠發展的根本問題。制定和執行調控政策，應講意識、講態度，更應問成效。 原文為2017年3月27日出版的《財新周刊》第12期社評，本社獲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