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不要認為自己拿着筆，可以想怎樣就怎樣。手中的筆就好像一把刀，會傷到人，所以要很小心地使用。
楊絳和錢鍾書開啟了一種為人學文為學的模式。他們一生躲避政治，潛心文學和學術，方才苟全性命於亂世。
自由工作需要什麼條件？自己為自己創造條件，前題就是為自己創造一些條件去幫你能去選擇生活的方式。
文章要寫得漂亮，得靠先下苦工，多讀書，多看古典文學，從中汲取養分，以補不足。
硬要把語音定於一尊，是可以的。但是由誰來決定？根據什麽來決定？定於一尊的目的又是什麽？這就富於爭議。
大澳其實還有一個特色，就是供奉了眾多神靈。要認識這個社區，必須走進當地人的宗教世界。
我的寫作便是我的成長，如果問我們為中國文學作了什麼，我想起來的就是在60年代辦了《現代文學》。
我的寫作便是我的成長，如果問我們為中國文學作了什麼，我想起來的就是在60年代辦了《現代文學》。
劉小康創作早年，有一個不斷圍繞的核心問題，也是近年香港最熱門的社會議題——身份認同。
劉小康創作早年，有一個不斷圍繞的核心問題，也是近年香港最熱門的社會議題——身份認同。
第五象，安史之亂，玄宗出走四川，途中楊貴妃被將士殺於馬嵬坡下。
不得不提12世纪的女皇 Tamar，和中國的武則天相比，都是等同的英雌。
畫中之文字對畫法的嘉許，在恬澹之致，但也在出人意表；在師古，也在奇筆。
年輕時多讀書、多背誦總是有益的，只有那時才會背誦。我40年前背的到現在還記得，所以要趁年輕多背書。
到了今日，酸果的「某」，正如徐灝所說，已借為誰某義，若細分之，有四種情況。
（封面圖片說明：位於聶高信山腳的西旅指揮部，默默守護着一段歷史。） 港島的黃泥涌峽有五條路交滙，包括黃泥涌峽道、大潭水塘道、淺水灣道、深水灣道和布力徑，是往來南北的交通要津。太平洋戰爭時期，駐港英軍在此設立指揮部。1941年12月18日，日軍兵分三路渡海入侵港島，隨即進攻黃泥涌峽。雙方短兵相接，死傷慘重，成為開戰以來最殘酷的一場戰役。 首條軍事文物徑 今天我們來到黃泥涌峽，仍見到守軍用作指揮部的房屋和碉堡陣地，附近一帶還留下不少軍事遺跡。2005年政府在此闢設一條軍事文物徑，途經彈藥庫、高射炮台、機槍堡和指揮部等，共十個站。每站均有資料牌介紹有關戰役，讓人憑弔。這是香港第一條的軍事遺跡徑，它由經濟局屬下的旅遊事務署牽頭，夥同古蹟辦設立。 此軍事遺址不為香港人注意，但加拿大人卻十分重視。因為在黃泥涌峽戰役中，死傷最多的是加拿大人。在日軍侵港前一個月，加拿大政府派出近2,000名士兵千里迢迢來港支援，當時並未預期真的打仗。他們裝備不足，欠缺訓練，對香港的地理環境亦不熟悉。還未站穩腳跟，太平洋戰爭便爆發了。他們面對配備精良、久經作戰的日軍，表現出堅強勇氣，負隅頑抗。結果有290人在戰事中陣亡，另有267人死於戰俘營中。 香港是加國參與二戰中死亡率最高的戰場，加拿大人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曾有加拿大老兵重臨黃泥涌峽追憶往事。該國駐港總領事館每年12月第一個星期日都往西灣國殤紀念墳場悼念葬身異鄉的同胞，黃泥涌峽軍事文物徑的設立，與他們在背後推動有莫大關係。 加拿大殉職戰士 醉酒灣防線失守後，守軍全部撤回港島。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C. M. Maltby）少將把他們分開東、西兩旅。東旅由華里士（C. Wallis）領軍，指揮部設在大潭峽，即大潭道及石澳道交界；西旅由加拿大援軍司令羅遜（J. K. Lawson）擔任旅長，指揮部在黃泥涌峽，即今天香港木球會的對面。 日軍進侵港島後，12月19日早上圍攻黃泥涌峽，包圍西旅指揮部，羅遜與莫德庇用無線電通話，說了一句：going outside to fight it out後，即與指揮部所有人衝出作戰。結果差不多全軍覆沒，羅遜成為這場戰役中最高級別的殉職軍人。 同日，加拿大溫尼伯榴彈兵團（Winnipeg Grenadiers）A連和D連在畢拿山抵抗日軍進攻。其中A連由軍士長奧斯本（John Osborn）帶領，日軍每次投擲手榴彈，都被奧斯本一一拋回，但有一枚卻來不及撿起，在危急之際，奧斯本大喊一聲，向隊員示警，然後飛身撲向該手榴彈，不惜犧牲自己來拯救同袍生命。 黃泥涌峽紀念碑 硝煙雖然已經消失，但思念之情仍然存在。2005年加拿大駐港總領事館在此設置了一塊牌匾，獻給加拿大旅軍總部C旅成員。內容以中、英、法文書寫：「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早上，日本敵軍進侵這帶戰略重地。當時，加拿大旅長約翰‧羅遜正於這興築在山坡的地堡指揮西旅軍。雖然得不到任何支援，約翰‧羅遜仍拒絕撤退，地堡終被攻陷。他在陣亡前最後與指揮官通話仍聲言會衝出地堡與敵軍決一死戰。他最後不幸殉職，其英勇表現深受同僚和敵軍敬仰。」寥寥數語，道盡當年的慘烈戰況。 此外，加拿大駐港總領事館又在今天港島徑第五段設立牌匾，獻給溫尼伯榴彈兵團全體成員，內容講述奧斯本的英勇事蹟。戰後他獲英國追頒「維多利亞十字勳章」（Victoria Cross），是香港保衛戰中唯一獲此最高榮譽的軍人。 黃泥涌峽一役，是香港保衛戰最重要的一天。日軍奪取這個戰略樞紐，等於截斷守軍的交通，阻止他們互相支援。東旅旅長華里士雖曾發動反攻，惜勢力懸殊，最後被迫退至赤柱半島一角。這批殘餘部隊已成強弩之末，與日軍爆發多場激戰後，終告回天乏力。楊慕琦和莫德庇在12月25日宣布投降，歷史上被稱為「黑色的聖誕」。 其他的戰爭遺跡 黃泥涌峽的軍事遺跡因加拿大人的關注而受重視。相比之下，大潭峽、赤柱等地的軍事遺跡卻被人遺忘。石澳道和大潭道交界的機槍堡屹立了該處70多年，下方的山體內開鑿了頗大的密室。現今入口已被草木和垃圾遮蔽，裏面成為了蝙蝠的棲息地。 殖民地政府和回歸後的特區政府都忽視香港的戰爭遺址。既不打理，亦很少作出介紹，以致它們日漸破落，甚至遭人破壞和塗污，不忍卒睹。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余先生爽直表示對如今一般的朗誦方式不以為然，他說他的作品《鄉愁》，曾經被很多朗誦愛好者演譯，但是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理解作者的原意。
不少學者探討先天資質和後天努力哪方面對學習的影響較大，而資質也可從多個角度去理解。
Khor Virap 教堂 亞美尼亞的國王 Tridates III，在公元301年改信耶穌。這個改變原來有個故事：原來的 Tridates III 對基督徒濫殺迫害，虐待St Gregory，將他關在地下石窂，在裏面放滿毒蛇，同時不予食物，認為他一定捱不過。怎知十三年後，他仍然生存，而當時 Tridates III 患上怪病，有點像今天的精神病，像豬一樣，抓破自己皮膚，家人也接連發生其他怪事。 但 St Gregory 不但不記仇，還治好 Tridates III。Tridates III 經此一事後，立刻悔改，更把基督教定為國教，是全球第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比羅馬帝國的 Constantine 還要早。 如今去到 Khor Virap 教堂，可以爬下直梯，到達石牢，體驗一下 St Gregory 被關的石窂，在裏面十三年是什麼感受。實在難以想像被困十三年，究竟要有何其強頑的生存意志才能生存。 Geghard 教堂 前文提及過的 Geghard 石鑿教堂，其實 Geghard（意思是矛）名稱的來源，是因為相傳刺死耶稣的矛便是藏於此教堂，這矛頭現展於首都座堂的博物館。國家地理頻道卻指此矛的設計和羅馬士兵所用的有別，可能並非耶穌的時代所用。前文所提及 Tamar 女皇的手下大將，可能是下令建造這間教堂的人。其中一個山洞， 有一水泉，早於四世纪前已被發現。於公元1240年建成的一連串石鑿教堂，每個也有特色，最令人驚奇是那石雕技巧，由山洞鑿出的石柱、圓拱門、圓拱頂與石磚建成的教堂無異，再加上石刻裝飾，簡直不敢相信是一個山洞鑿出來，和同期的埃塞俄比亞的石鑿教堂相比，Geghard 的內部有更多石刻裝飾，更多建築學上的圓拱力學計算，更見先進。 在這一區，有很多教堂，不論內牆外牆，都會見到很多複雜精细十字架石刻，叫 khachkars，是記念每一位神職人員，細看之下，每幅也不同，很有藝術價值。 Noravank 教堂 […]
近日媒體在訪問一些決定移民離開香港的香港人，這個城市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可以居的地方。此時此刻，念着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出版的藝術文本「可以居」，感受良多。 「可以居」於去年四月出版，可讀性甚高，打破了藝術與考古、本土與非本土，原居民與非原住者的區別。圖文的作者是一群視覺藝術師生，策劃者黃淑琪開宗明義，說文本並非本土歷史檔案，而是一項藝術計劃，思量如何創造自己的生活環境。「可以居」的焦點是西貢白沙澳村，交通不算便利，人口稀少，設施亦有限，開車要從大網仔路到北潭涌再到海下；城市人要居於此地，需要一番決心。 要好好認識白沙澳村並非到此一遊，還須尋索人物及故事，畢竟是人住活了一個地方，當然也包括其他的生命體。「可以居」的探索，因而便詳盡至白沙澳的山林、溪水、魚蝦、鵝鴨、蚊子、蝙蝠、野豬及蛇。但原住民及後來留居者的生活歷史，是詳細的探訪對象。 白沙澳村民人口極少，作者集中介紹了兩戶住民，包括有識之士翁仕朝及其三代後人。翁氐上世紀初在白沙澳下洋開闢，建造了「京兆世居」大宅，求世世代代安居。其後戰亂及子孫離散，大宅早已破落失修，留下物件傢俬寥寥。然而在眾作者尋幽探秘的努力下，補上住民的生平、故事、經歷及主觀情感，又加上交替陳述的照片、手稿及圖像記錄，一切又活靈活現起來，彷如一台集聲光影、離合聚散、熱情與冷漠交替演出的人間戲曲。除了文物、傢俱及舊建築，殖民歷史、中日戰爭、移民求生，堅持與捨棄的真實故事更引人入勝。 或許白沙澳村所曾發生的真相，主要展示於住民選擇性的情感記憶以及探訪紀實者的想像當中。這點作者們說得很坦白，亦時常在恰當處加進對自身處境的反思：「在我出生時，香港已經經歷過戰亂與光復，翁氏亦已離世很久……。從我出生開始，便一直長居於只有三百多呎的公屋單位，每家每戶亮着電視送飯……我只能想像在山野間奔跑的自由，而想像裏，根本沒有蚊子與蟲。」即使如此，作者的好奇與致力，給白沙澳的歷史注回了重量，就如哪兒所有曾以這裏為家的人。 認為白沙澳「可以居」的，還有原本跟這個地方只有非常疏離和十分偶然關係的幾戶不同國籍的老外。如一戶英國人所言，殖民喜歡冒險和旅遊的性格，令他們愛上了這個無甚人煙但山明水秀的村落。他們租進原住民人去樓空的破落村宅，不惜大興土木，去蛀補頂，加建廚廁，使之成為不只是可以居，還可以長住的地方。住民不分是否「原住」，在藝術作者的關切下大起底，使冷濕的村落生出了溫熱的火。如黃淑琪所說，這是「一本有關生活、環境、創作、關係及態度的書。」 「可以居」是本地一個上佳的藝術嘗試，拓闊了創作的領域，用心拍攝、用心寫作、用心設計、用心編輯，於媒體交結中想像生活的多樣可能，並展示了新頴的藝術可居的方式。 （封面圖片：Kaitak 啟德 Facebook）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這首五絕詩雖然字字淺白，卻用了很高超的寫作技巧而寫成，全詩用上對仗句表達個人感受…一氣呵成，毫無斧鑿之痕，否則就予人堆砌的感覺，減少詩的深度和張力。
筆者曾在本欄指出，「香」、「旨」、「嘗」等字下半之「日」，皆為「甘」字小篆譌變而成。由於、日形近易混，為了易於區別，故把之楷書寫作「甘」。不過，作為偏旁，寫作「甘」的不多，寫作「某」，是少數的例子。
小本製作而票房高的影片《十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電影獎，是不少港人預料中事。 「預料中」的背後，是許多人對評選機制有信心。儘管《十年》受到政治壓力，但參與評選、有投票權者大都能秉持公正，不因壓力而放棄獨立的判斷。 有人攻擊選《十年》為最佳電影，是政治的選擇；卻不提《智取威虎山》獲最佳導演獎，它是取材於毛文革時（1966－1976）江青的「革命樣板戲」。當然，徐克在藝術上有創新，在《信報月刊》發表之拙文〈亞文革與徐克的《智取威虎山》──革命樣板戲和紅色主旋律論〉（2015年第二期），有這樣的分析： 「徐克的〈智〉，是改良版的樣板戲⋯⋯對於徐克的『改良』，我的解讀是：避免人物形象的政治說教，在紅黑交纏、土匪與『革命戰士』雙重身份交錯中，塑造英雄人物的個性。這是在中國大陸特定的語境中，影片能賣座的一個原因。」 浮瓜和自焚 涉社會議題 《十年》剛上映，我就入影院觀賞，印象是：影片彌漫港人的焦慮、對護衛「免於恐懼的自由」之執着。 許多人有濃濃的焦慮感，是因為香港面對陸化（即大陸化、紅色化）。2013年「亞文革」以來，兩制邊界受到衝擊。 「自由行」的水客潮、跨境雙非學童等，侵蝕港人的權益，許多港人有護衛家園之情，以和平理性的請願方式，維護基本法確定的港人自由權等權益。 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的承諾有困惑，衍生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在焦慮中，有人感到無奈、無助，有人參加街頭社會抗爭，亦有人想走「港獨」之路並有自焚的激烈之舉。 《十年》的主調，是港人對未來的焦慮及其社會因素。可視此片為涉及敏感社會議題的政論片，如同觸及改革開放爭執的電視劇集《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不必上綱到「鼓吹港獨的宣言」。 對於「炮轟」極少數人「高談香港獨立」，《林行止專欄》評曰：超乎尋常「抬舉港獨」（http://forum.hkej.com/node/130647）。不斷的圍攻，反助影片的票房。 當然，港獨無路可走。年輕一代有從政願望者，應走理性、和平的議會民主之路，依據基本法和香港法律，從參加地區社會服務和選舉開始，在和平軌道上積累政治資源，護衛兩制邊界。應遠離暴力的盲動主義。 影片由五個片段（故事）組成：浮瓜、自焚者、本地蛋、方言、冬蟬，都是緊貼香港社會現實，不迴避許多港人心中的陰影。 1. 浮瓜 〈浮瓜〉描述十年後（或十年內）北京強化對香港社會監控、推行國安法，穿插了暗殺事件。 它的成功，是映現香港面對自由可能消失的危機、恐怖的威脅；暗殺事件的編、演則比較生硬。 我不以為北京會採取暗殺手段，去達致推行國安法的目的。北京可依據基本法責成特區政府，完成23條規定的立法，不必硬推大陸實施的國安法，這比暗殺付出的「機會成本」更低。 現維穩畫面 失人身自由 2. 自焚者 〈自焚者〉的內容，或可歸納為三點：一，對於陸化（赤化）和香港未來，知識界的不同觀點和爭論，有人認為應盡量忍耐、適應，有人表示要參與社會抗爭、喚醒民眾，有人則主張「港獨」；二，有人以自焚方式表達「港獨」意向；三，「維穩」官吏查到賣燃料（汽油？）給自焚者的小店舖老闆，實施「居處監視」。 在自焚故事中交替出現的「觀點交集」，是由三人（？）對着鏡頭說話，缺乏藝術形象，讓人感到是幾個在報紙寫政論者的自說自話。不過，不同觀點的表達，恰好體現香港言論的自由和多元化。 有人「死揪」自焚者主張港獨而稱《十年》是「港獨宣言」，是迴避三人的爭論，「港獨」其實只是話題之一，而非絕對的「主體」。 這個片段最好的部分，是小店舖老闆雖辯稱賣燃料合法，並不知道購買者的用途，不應為自焚者負責，但他仍被堵在家門口，不准接放學回家的女兒，後一直軟禁於屋內。這是再現大陸「維穩」的畫面，顯現編導的憂患意識：十年內，香港是否也有以「維穩」為名剝奪人身自由的恐懼？ 紅小兵查蛋 雞蛋不安寧 3. 本地蛋 […]
搬演經典，尤其是外國作品，並非為了還原歷史（其實也不可能），而是要探討永恒或普世的命題（諸如人性、欲望），或者旨在映照此時此地。
那麼，《王魁》戲中桂英不惜犧牲一切所追求的是什麼呢？其實，這一位煙花佳麗風塵女子所追求的是脫離娼籍，像正常的良家婦女一樣享有合法的婚配和家庭幸福。
村民回來修復教堂和重建鹽田，先後奪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亞太區文化遺產保護獎，令人刮目相看。
這本書是講述晶苑如何靠自己雙手，努力向前不怕辛苦，以香港獅子山下的精神，將夕陽行業變驕陽的故事。
設若弗氏100年後看到鄧氏的《馬克白》，又將如何釋夢？
「主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亡所能、作字、夜不出戶」，是曾國藩給自己及後人定下的修身十二法，這十二條中，又有八法可供現代人借鑒。常常謹記並嚴格執行，必事有所成。
古羅馬辯士哲學家西塞羅（Cicero）於公元前觀察到的人類常犯錯誤，迄今未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