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香港有一日「有容乃大，海納百川」，內地和全亞洲的創意人才，都大量來香港工作，那麼，香港出產這些中外fusion文化電影，真的並非好高騖遠的空想。
最近，中國電影史上最賣座動畫第二位的《長安三萬里》，挾15億票房紀錄的聲勢在港公映。電影中的主人公李白和高適，年輕時同樣不能按「正常」的科舉途徑入仕，結果飽嚐人間冷暖，最後各有不同的人生際遇。
個多兩個小時的紀錄片，由羅卡親自粉墨登場，加上自己的旁述，把觀眾帶回50年代至80年代的香港，雖是浮光掠影，但已足夠令人唏噓、嘆息。
究竟有些乞人憎的人是否可以從世界中消失？那些终日為身邊人帶來歡樂的人，是不是可以有權令這些乞人憎的人消失？這種論說很可怕，但有時我會極之同意。
奧本海默為此覺得自己有份「殺害」日本平民百姓，接受審訊，他沒有為自己辯護，他要「博取」世人同情麼？在聽證會、在審訊時，這位科學家顯得出奇懦弱，與他在領導科學家研究製造原子彈時充滿自信，像兩個人來的。
香港影星梁朝偉獲威尼斯影展終身成就金獅獎，是首位獲得這個獎項的華人演員。他主演的多部電影，均曾奪得不同的電影獎項。
我們知道的法國只限於古老的19世紀巴黎，卻不知道在巴黎外圍一個又一個公屋區，住了這群非洲來的移民，過着丁點兒不像法國的生活。法國人何時才嘗試融合兩個文化？
人工智能正急促發展，人類視人工智能為彰顯人類智慧成功的里程碑。在日常生活努力利用人工智能幫助人類工作，但卻不知不覺地取代着自己。筆者從大導演史提芬史匹堡的作品《人工智能》中探討人工智能與愛。
《奧本海默》電影的主調是反戰和反麥卡錫主義，亦毫無保留地批評美國政府。政治立場沒有絕對的對錯，有容乃大，能夠無顧忌地批評當政的，也許亦是國家軟實力的表現。
《奧本海默》不但是一部大電影，導演的野心是想將電影的敘事結構和拍攝手法還原到90年代、美國知識分子獨立製作興盛的時期。
Nolan的招牌配樂：一種重複敲擊逐漸增大的營造氣氛配樂，又一次在這個借一位原子彈之父的浮沉故事，說出核武的荒謬的電影中奏效，令到3小時的電影完全沒冷場。
將來「數據」會否引致人類滅亡，我也管不了那麼多了。總之，今天的AI ，可以提升到我的生活質素，其他的，就以樂觀的心態交給「進化論」吧﹗
從倒後鏡看事態永遠是最清楚的，但那些身歷其境的總裁主角，卻從來都是思前想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所以，漫威英雄殺入樂園，原來也有段歷奇。
併購的協同效應，在迪士尼和彼思這一役中，反轉反轉再反轉，天馬行空得符合動畫故事的基本條件。
一齣《燈火闌珊》，比起什麼新聞特輯更能喚起香港人對本地文化消失的危機醒覺，不想香港變成另一個內地城市，大家可真是要加把勁了！
56億票房《長津湖》電影電影配樂師梁皓一：「香港人學貫中西，和內地人交往，我們懂得中國人的規矩；和西方人交往，我們又如魚得水。香港人，絕對有實力，協助中外的文化交流！」
《星空奇遇記》在人類文化上（不只美國文化上）可是有重大意義，其實與新中國的外交理念相當一致。
上月香港國際電影節首演的《尚未完場》，由歷史學者祁凱達和編導徐岱靈攜手製作，尋覓曾經被譽為香港「娛樂大亨」歐德禮（Harry Odell）的傳奇一生。
迪士尼公司計劃再次大規模裁員，數千人失業，包括娛樂部門約成半員工。裁員或將涉及電視、電影、主題公園與其他每一個部門的職位，並影響迪士尼所在的每個營運區域。迪士尼集團是否也逃不過由盛入衰的政治苦命？
《給十九歲的我》榮獲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令這部極具爭議性的電影再次成為城中熱話。它被稱為紀錄片，為電影種下禍根。
不論票房亦不論獎項，要港產電影真正翻生，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不再逃避風險。
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奬頒獎典禮周日（4月16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引起爭議的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奪得最佳電影獎。鄭秀文憑《流水落花》奪得最佳女主角；劉青雲則憑《神探大戰》奪得最佳男主角。
諾瑪珍（藝名瑪麗蓮夢露）在她的作品中最後的一句話：「我的生活實在太好了，最終要受到處罰的。」生活不如人意，但她還是要活得精采，不肯妥協。
《星空奇遇記》是世界科幻經典，強調宇宙不同種族的命運共同體，只是設定中無意滲透了大美國主義。而中國因為自己的歷史造就的包融，《流2》的背景設定是比較種族平等的。
資深演員吳耀漢病逝，終年83歲。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接受查詢時表示，聯絡到吳耀漢家人證實死訊，家人希望低調處理，不想講太多。
筆者很榮幸訪問《末戀．無愛合約》的編導張達明先生、女主角張雅麗女士和男主角王維先生。與跟他們深情對話後，筆者看到戲內戲外都可以有藝術元素：尊重、包容與愛的付出。
第80屆威尼斯電影節周一（3月27日）公布本港演員梁朝偉獲得終身成就金獅獎，是首位華人演員獲得這項殊榮。與他同時獲得此獎項的還有意大利女導演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
由時空穿梭說到持續修行，但同時也擁抱當下及朋友至親，這就是《重啟人生》最厲害的地方。
雙重標準，真是港式世界公民論的核心元素，相當站不住腳，也無比「怪異」。但用在嘲弄或批評自己的國籍和同胞上，卻如此理直氣壯，正義凜然，仿如站在虛浮無根之高地上的道德判官，着實令人speechless。
為什麼人們經常說政治歸政治，文藝歸文藝，法律歸法律，社會歸社會，各有所能，但現實中卻經常混淆不清，甚至扭作一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