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漢奇先生與中國新聞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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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誤的話，我第一次見到方漢奇先生，是1987年夏天，地點就在我們今天會議的所在地——中國人民大學。

 

由於我是在香港臨時決定到北京的，因此事前並未致函給神交已久但未曾謀面的方漢奇先生。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當時新中尚未建交，但官方已開始放松國民到中國旅遊或者省親的限制。一進酒店，我便冒昧地搖電到人大，查詢方先生的聯系方式，接線員替我轉到時任新聞系副主任鄭超然老師家。鄭老師一聽到我的祖籍是潮州倍加親切，鄭夫人劉明華老師說她訪學日本時曾讀過我的一本小書《從東南亞看日本——一個報人的觀察和體驗》，也格外熱情。當天傍晚，我和內人史君便應邀作客人大新聞系，共進晚餐。鄭老師特地邀來了我慕名已久的兩位新聞學界前輩方漢奇先生和甘惜分先生。這是我和中國大陸知名新聞學者面對面交流的第一次，也是我和中國學界結緣的起端。從這層意義上看，今天有幸在我與中國學界結緣的人大新聞系，出席近30年來始終引導和鼓勵我從事新聞史學研究，並為我與中國新聞學界搭橋和穿針引線、建立起廣泛學術人脈的方漢奇先生的90大壽學術研討會，我的內心是十分激動的，也感受良深。

 

 

我曾在不少場合提過，在我開始摸索新聞學和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最初20多年（1966年至1980年代末期），我基本上只與日本新聞學界接觸和交往，受益於日本新聞學界。由於日本新聞學界當時從事中國新聞史研究者近乎於零，我常有「踽踽獨行」之感。直到我認識方先生，並參與由先生等新聞史學界前輩成立的中國新聞史學會的學術交流活動之後，才有「吾道不孤」之感。

 

以下我想談談我與中國新聞史學界接觸近30年來的一些感想，進而引入個人對方漢奇先生與中國新聞史學的粗淺看法。

 

正如前面所說，我到中國交流之後的第一個感受是新聞史研究隊伍人數眾多，聲勢浩大，給我帶來了「吾道不孤」的喜悅。特別是在1992年6月中國新聞史學會在北京舉辦的首屆中國新聞史學研究會上，結識了數以百計的中國新聞史的專家和學者，感受是十分強烈和新鮮的。

 

放眼世界，不論是哪一個國家，就我所知，新聞史學者都為數不多，至於終身致力於新聞史學的研究者，在不少國度裏更是屈指可數。從這角度來看，方先生當年登高一呼，成立中國新聞史學會，促使耒自中國全國各地的新聞史學研究者團結在史學會周圍，從事新聞史研究和探討，並長期維持和強化一支強大的新聞史教學與研究的梯隊，是獨具慧眼的。這是任何其他國家的學者所無法輕易辦到的。

 

我特別注意到方先生在首屆中國新聞史學研究會上所作的專題發言《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在這篇主題報告中，方先生不僅總結了1927年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問世以來中國新聞史學研究的三個階段（即1927年至1949年的新聞史研究的奠基階段、1949年至1978「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階段及1978年以後「中國新聞史研究空前繁榮時期」）的特征，還及時提出了當時（1992年）新聞史研究者應注意的如下三個問題：

 

一、加強報刊、重點廣播電視、電視台和通訊社的個案研究。

二、重視新聞史資料的累積。

三、加強新聞史研究工作者之間的協作。

 

針對這三個方面，也許有些年輕的研究者會覺得非常枯燥和老套，沒有「新概念」、「新思路」的有趣，或者會發出「研究這些有何意義？」的疑問，我本能的反應是治史者就得坐冷板凳。何況在1978年以後，即「中國新聞史研究的空前繁榮時期」，上述的工作還具有有開荒拓野的意義。作為同樣是從事新聞史研究，深知治史的苦與樂的一份子，我清楚認識到這些倡議猶如在蓋大樓前強調需要打下牢固地基一般的重要。

 

在這裏，方漢奇先生所說的加強對重點媒體的個案研究，其實就是後來方先生再三強調，也被廣為引述的「打深井，多做個案研究」的呼籲。（詳見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個案研究——與方漢奇教授談新聞史研究》，《新聞大學》，2007年第3期，第1-4頁。）

 

針對「重視新聞史資料的積累」，方先生語重心長地指出：「搞新聞史離不開有關的史料。沒有必要的史料，新聞史的研究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難以為繼的。」

 

第一手資料是木之本、水之源這一論斷，即便是在數碼化和大數據時代的今天，也未成為過去。

 

至於第三點，「加強新聞史研究工作者之間的協作」，最明顯的成果是在中國各地區各院校各研究所研究者合作下，當時完成了《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和《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兩個研究項目。後者共有24個單位的47名新聞史工作者參與，可以說是盡力調動了研究者協力合作的力量，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重讀1992年方老師的主題報告，和1998年方先生在中國新聞史學會學術研討會開幕式上的發言《驊騮開道路 鷹隼出風塵——記中國新聞史學會成立六年來的新聞史研究工作》，再加上方先生1986年發表的大作《花枝春滿 蝶舞蜂喧——記1978年以來的新聞史研究工作》，我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新聞史研究歷經艱難的路程有了深一層的認識。我建議年輕的研究者在探討「中國新聞史研究往何處去？」、「研究新聞史有何意義？」之前，仔細拜讀方先生的這幾篇總結報告。這些報告都收錄於我和程曼麗教授共同主編的《方漢奇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版）。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已將之列入我們的學術文庫，准備在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增訂版。敬請關注相關的出版消息。

 

（待續）

 

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日本龍谷大學等多處任教，更任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導師兼副會長暨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