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 Jan 03 2025 23:59:59

世界面臨四大危機、一個不確定性──文明對話如何回歸主體性?

我們面對的是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概括地說,我們今天同時面臨四大危機和一個不確定性。

(編按:本文為作者在文明互鑒國際論壇主旨發言整理而成,分兩日刊登。)

文明對話並不是一個新話題。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都在倡導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但我認為,今天討論文明對話,具有新的時代背景,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因為我們面對的是與過去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概括地說,我們今天同時面臨四大危機和一個不確定性。

地緣政治衝突 世界經濟失衡

第一大危機是地緣政治衝突。從俄烏衝突到伊朗戰爭,地區衝突接連發生。俄烏衝突持續至今,其時間長度已經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仍不知道它將以什麼方式、在什麼時候結束。中東的伊朗戰爭甚至面臨更為複雜的情況。國際局勢不斷變化,但總體上並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可以向好的方向發展,未來還可能進一步惡化。

第二大危機是世界經濟失衡。2007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結果。近20年過去了,全球經濟不僅沒有實現再平衡,失衡問題反而更加突出。過去我們談發展問題,主要想到的是全球南方的發展中國家;今天,發展同樣成為全球北方發達經濟體面臨的重要問題。如果世界經濟繼續失衡,我們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必然進一步惡化。

第三大危機是全球文明衝突。哈佛大學學者亨廷頓曾提出「文明衝突論」。從今天的現實看,文明因素在衝突中的作用仍然值得重視,而且情況比當年所討論的更加複雜。衝突不僅可能發生在不同文明之間,也可能發生在具有相近歷史文化背景的社會內部。例如,俄烏衝突涉及複雜的歷史與文化認同,屬於文明內部的衝突;中東地區的衝突交織着宗教、政治、能源和安全等多重因素。這些問題正在不斷惡化。

第四大危機是全球治理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仍然存在,但應對全球性問題的能力受到愈來愈大的挑戰。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機制面臨困境,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氣候治理機制也承受着各方面的壓力。一些國家退出或弱化了對部分國際機制的參與,原有秩序遭遇衝擊,而新的秩序將如何形成,目前仍不清楚。

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仍然存在,但應對全球問題的能力受到挑戰。(Shutterstock)
 

四大危機之外,我認為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人工智能。它究竟會不會催生一種新的文明?如果會,那將是一種什麼樣的文明?

人工智能的三大風險

從古代到今天,人類文明是在不同社會的長期生活實踐中逐步形成的,具有自下而上的生成特點,因此才有了文明的多樣性。但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在改變這一邏輯。無論是中國的DeepSeek,還是美國的OpenAI,其底層運行都依賴模型、數據和算法。如果技術發展愈來愈集中於少數平台和體系,一種自上而下的技術邏輯就會對不同社會的文化表達產生深刻影響。

我尤其擔心一些規模較小、影響力較弱的文明。對於這些文明來說,人工智能帶來的可能不只是發展能力強弱的問題,甚至可能關係到它們如何保留自身的文化和表達方式。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形成某種新的文明形態,它也許與我們這一代人所理解和接受的文明概念有很大不同。

人工智能的風險,我傾向於用三個英文單詞來概括,分別是Safety、Security和Stupidity。

首先是Safety,即人工智能系統自身的安全風險。隨着人工智能體獲得愈來愈強的自主行動能力,系統之間可能出現攻擊、欺騙、隱瞞行為等問題。這類風險不能被低估。

第二是Security,即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和國家安全帶來的影響。人工智能已進入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尤其需要警惕其軍事化趨勢。我尤其關注美國等國家將人工智能用於軍事領域的趨勢。從俄烏衝突到美國在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以及中東地區的戰爭,現代軍事行動對先進技術的依賴愈來愈深。如果有一天,人類把重大甚至生死攸關的決策完全交給人工智能,後果將十分危險。

第三是Stupidity,即對人類智力和獨立思考能力的潛在影響。人工智能與過去幾次工業革命的一個重大不同,在於它直接涉及人的認知活動。我觀察到,人工智能可能使少數善於使用它、操縱它的人變得愈來愈聰明,卻讓更多人因為依賴技術而減少獨立思考,甚至變得愈來愈缺乏判斷能力。

人工智能直接涉及人的認知活動,更多人因為依賴技術而減少思考。(Shutterstock)
 

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始加強對未成年人使用數碼技術的監管。對於智力和判斷能力仍處於發展階段的青少年,如何防止過度依賴人工智能,也是未來必須重視的問題。

文明對話應該如何開展?

面對四大危機和人工智能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應該怎麼辦?近年來,中國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我認為,在這四大倡議中,全球文明倡議所強調的文明對話尤為重要。

為什麼?因為無論是維護全球安全、推動共同發展,還是改善全球治理,都離不開對話。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存在一個能夠把自己的意志完全強加於整個世界的單一霸權。我們只能通過對話形成共識,在共識基礎上探索新的國際秩序。這是必須走的一條道路。

既然文明對話並非始於今天,我們就有必要回顧過去的經驗和教訓。我想主要從中華文明參與世界文明對話的經歷談幾點看法。

進入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國際社會圍繞文明關係展開了許多討論,也嘗試舉辦各種形式的交流活動。但從實際內容和效果看,相關討論仍有片面和局限之處,不少實踐具有較強的象征性,沒有形成能夠持續產生深層思想影響的平等對話平台。

也就是說,國際社會並不缺少形式上的文明交流活動,真正缺少的是平等的、能夠相互學習的對話機制。我們經常講「文明互鑒」,但究竟實現了多少真正的相互借鑒?對此,我個人仍然持懷疑態度。

我參加過北美、歐洲和東南亞等地區的多種文明對話活動。根據我的觀察,有些對話實際上成了一些西方國家傳播自身文明理念的渠道,非西方文明往往處於被評判、被教育的地位。中華文明雖然參與其中,但長期處於相對被動的位置,其主體性沒有得到充分確立。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海外新儒家學者未能充分確立中華文明自身的主體性。(SHutterstock)
 

案例一:海外新儒學參與文明對話的嘗試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海外新儒家學者努力通過聯合國等國際平台向世界介紹儒家思想,希望西方更好地理解中華文化。但回過頭來看,我認為這一嘗試並不成功,原因主要有三個。

首先,當時不少海外新儒家學者未能充分確立中華文明自身的主體性。他們主要論證兩個觀點:一是儒家思想不會阻礙現代化,甚至可以與西方式的民主、人權和自由等制度理念相適應。為此,他們經常引用日本、韓國、中國台灣地區和新加坡等社會的現代化經驗。二是論證儒家文明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兼容性。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研究中,討論了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也對儒家傳統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作出過判斷。新儒家學者則借助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的增長經驗,論證所謂的「儒家資本主義」。

但問題在於,如果我們始終以西方現代化模式作為衡量標準,努力證明中華文明能夠適應這一模式,那麼中華文明實際上就成了西方現代制度的文化補充,其自身的主體性仍然沒有充分展現。

其次,早期相關討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國大陸的現代化經驗。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剛剛起步,許多學者,包括我本人在北京大學讀書時,都曾相信中國未來會走上一條類似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這與當時的發展階段有關。中國還沒有取得今天這樣的發展成就,確實需要向先發展起來的其它經濟體學習。但隨着中國的崛起,過去的解釋框架已經無法充分說明中國自身的發展實踐。

第三,西方國家對這類文明對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當新儒學試圖證明中華文明可以適應西方現代化時,西方相對容易接受,因為這種論證某種程度上強化了西方模式的普遍性。但是,中國的發展逐漸展現出不同於西方的路徑,一些西方國家也因此重新審視,甚至擔憂中華文明的影響力。

從一些國家關閉孔子學院,到圍繞中國崛起出現的所謂「新朝貢體系」論述,都可以看到這種態度的變化。歷史上,文明對話常常是強勢文明傳播自身理念的一種方式,而相對弱勢的文明則希望通過對話保護自己的傳統。中國崛起改變了既有的力量關係,也對西方長期形成的文明優越感帶來衝擊。「歷史終結論」所反映的,正是冷戰結束後一部分西方人士對於自身制度模式的高度自信。

這一段歷史至少給我們兩個啟示:第一,放棄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單純迎合西方標準,難以實現真正的文明互鑒;第二,隨着中國發展和中華文明影響力提升,如果不能探索一條不同於過去西方主導模式的新道路,其他文明也未必會有充分的動力參與平等對話。

〈文明對話如何回歸主體性?〉二之一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