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豪情萬丈，歸來卻空空的行囊——《故鄉的雲》歌詞
蒙馬特是個好地方，但我不經常去，一來在地處巴黎偏遠的北邊，二來遊客可謂摩肩接踵，小偷虎視眈眈。好友H住在蒙馬特一個可愛的頂層公寓裏，時不時地約我來看這裏的地下藝術劇社演出或者一些稀奇古怪的展覽。這天，我們在明媚的午後在她家陽台上喝一杯，望着聖心聖殿的雪白的一角，我羨慕她的風景，她卻笑着說，也許全巴黎所有的頂樓都能遠眺到聖心聖殿。她轉而談到了一個朋友的父親，如何從法國外省的小鎮來到巴黎，潦倒半生，卻堅持葬在附近的蒙馬特公墓裏一個可以看到聖心聖殿的位置。
唏噓之餘，我突然想再次走訪蒙馬特公墓。趁着天色還不算晚，匆匆告別H。
聖心聖殿
「登高望遠是外省青年的共同癖好」
由H家踱到墓地，需要穿過地處蒙馬特高地最高處的聖心聖殿，這也是整個巴黎的制高點，拾級而上，不知不覺已經氣喘吁吁。好天氣，教堂前面的草地上照例座無虛席，人聲鼎沸。在教堂門口做足球雜耍的黑人少年，大概是拿了政府津貼的街頭藝人，再次引來一群新觀眾的喝彩；旁邊幾個鬼鬼祟祟的吉普賽女孩，也是相當的眼熟——原來還是上次試圖騙我錢的那幾位，她們自然沒認出我，我卻有點認出老朋友式的喜感。
陽光下的教堂大穹頂白得閃閃發光，居高臨下，巴黎全景盡收眼底：巴黎從沒有摩天大樓們的爭奇鬥艷，甚至那一群群平地上典雅結實的巴黎房屋都顯得如此渺小，本應渺小的觀看者反倒擁有了解整個城市的豪邁心情。我必然和歷史上無數人分享過這個景色、這種心情比如傳說中整個法國的佑護者聖徒聖德尼，他在此地殉道於羅馬人的屠刀，這塊土地便有了蒙馬特（意為Mont des Martyrs烈士山）的名字。比如從這個制高點打響第一槍的巴黎公社成員們，他們曇花一現般的掌握過這個美麗的城市，也是最後在這裏無路可退幾乎全部喪生——聖心聖殿正是因他們而建。又比如H故事裏那個外省人，他如此鍾情於聖心聖殿，想必是這裏的常客，也許他如同巴爾扎克筆下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一樣，也曾站在在這高地上俯瞰首都，對着無物之陣來一句：「讓我們來拼一拼吧」。
Rue Norvins
「外省青年」在歷史上初次登場，大概是科西嘉的小個子拿破崙。此前，由於皇權貴族階級森嚴，巴黎對於外省普通人來說是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傳說。巧的是，就是在蒙馬特這個最高地，俄國人的大砲射向巴黎，結束了拿破崙的神話。儘管如此，他的豐功偉績仍然鼓勵着外省的有志青年。大革命後的門閥重新洗牌，他身後留下權力真空，都成為底層青年千載難逢的上升通道。「到巴黎去！」像拿破崙那樣，憑藉個人才智尋求發跡的機會，不再是曾經那樣遙不可及，這些野心勃勃的生命佔據了19世紀法國文學的主角。有趣的是，在這些悲歡離合的故事裏，登高望遠幾乎是外省青年的共同癖好，大概唯有這樣，不名一文的他們可以想像中擁有了這座城市，而不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過客。
從聖心聖殿旁邊的台階走下是熱鬧的Rue Norvins，沿途是一些小酒吧和餐館，目前主要做的是遊客生意，一百多年前接待的卻是窮困潦倒的邊緣人，流浪漢、酒鬼、妓女，當然還有詩人和藝術家們。19世紀在那個奧斯曼改造巴黎的計劃之前，蒙馬特還只是城外貧窮荒涼的村落，以風車磨坊、葡萄酒園和傷風敗俗的娛樂場所聞名，風氣自由，房租低廉，大量藝術家從全國甚至全世界各地紛至沓來，試圖以此為跳板用文藝征服巴黎。路邊的小丘廣場，遊客現在花幾歐就能得到一張素描畫像，當年是塞尚、畢加索、莫迪里亞尼、達利等無數熟悉名字的棲居之所，這裏見證他們抱團取暖，詩酒相伴的青春歲月，當功成名之後，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搬離了。
從Rue Norvins到Rue Lepic，逐漸冷清起來，以至人跡罕至，簡樸的石牆和民居，依稀可见兩百年前村落的影子。經過89號雷諾瓦畫過的煎餅磨坊和54號梵高的故居，走上一座布滿塗鴉的破舊鐵橋，一大片墓地的頂端在橋邊慢慢浮現，這便是蒙馬特公墓了。
到達蒙馬特公墓
蒙馬特公墓算是巴黎現代化的一部分，這裏原來是巴黎北郊外的廢棄採石場。1786年，為了改善城市的衛生條件，路易十六下令關閉了巴黎城中所有的墓地，移至地下。19世紀初，巴黎郊外正式了營建東邊的拉雪茲神父公墓，南邊的蒙帕納斯公墓，這兩座墓因埋葬諸多世界級名人最為著名，還有略冷清的北邊的蒙馬特公墓和東邊的帕西公墓。
採石場曾經是地處下陷的窪地，公墓唯一的狹小入口隱秘在橋的台階之下，殊難尋覓，無形地阻止了很多順便路過的人。進入墓園，舉目空無一人，彷彿進入一個清涼靜謐的園林，高大的栗樹、楓樹和柏樹錯落有致栽種在道路兩旁，沙沙作響。主幹道都有路名和編號，跟一個真正的城市並無二致。墓上的職稱活脫脫地跳出來：雕塑家、音樂家、作家⋯⋯他們是走出蒙馬特的著名藝術家背後數目更大的另外一群，大部分淹沒歷史的塵埃中，出生地來自五湖四海，最終卻成了蒙馬特的永久居民。
路邊的地圖上，著名的墓用星號標示出來。「巴黎就像一座蠱惑人的堡壘，所有的外省青年都準備向它進攻……在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較量中，有着30年來一代青年的慘史。」巴爾扎克如是說。在這個200年來容納30萬人的園子裏，這些若干星星點點彷彿一個蓋棺定論的功勳簿，輕而易舉的掩蓋了背後無數生命的苦痛掙扎。
司湯達與《紅與黑》
「米蘭人，寫過、愛過、活過」
我進來前路過的那座舊橋橫跨整個墓地。1888年，蒙馬特已經劃歸巴黎，需要橫穿墓地修建一座鐵橋連接市中心，在這次修橋拆遷墓地的工程中，人們發掘了一個姓貝爾的墓。幾年以後，曾經被冷落的小說《紅與黑》重新引起注意並流行開來，人們才意識到這個貝爾就是作者司湯達。幾經粉絲集資修建，這座墓碑用上了上好的大理石，墓誌銘依然是原來的意大利文：「阿里戈·貝爾，米蘭人，寫過、愛過、活過。」
這個外省青年在墓誌銘上不願透露家鄉——東部的格勒諾布爾，而用「米蘭人」這樣浪漫寫意的手法蒙混過關，甚至不用他的真名，他的原名是亨利·貝爾。1799年，年僅16歲的貝爾以文學和邏輯學獎畢業，離開家鄉投考巴黎綜合理工大學，但他很快被大都市的美妙給迷住了。放棄了入學，先是決定做一名劇作家，這個志向因被他所愛的女演員拋棄迅速結束，也曾寫藝術評論，除了幾本被指抄襲的書以外並無建樹。帶着對拿破崙的崇拜，他跟隨大軍出征歐洲大陸，本應大有一番作為，戰爭的殺戮和殘酷卻又讓他敏感的心靈感到不安，他不是前線奮勇拼殺的戰士和指揮官，而時常躲在後方，米蘭就是他的安樂窩之一。隨着拿破崙的失敗，復辟王朝來臨，他被迫離開了爾虞我詐的政府。年近50歲，在孤獨和貧困中，他開始着手寫《紅與黑》，把畢生經歷了理想，激情和鬱鬱不得志，裝進那個羞怯、窘迫、自卑又渴望建功立業的外省青年於連·索於爾。
在各式外省場景的小說裏，外省青年的成功無外乎兩種，一種是穩步上升的勤勤懇懇，一種是無底線的手段用盡，司湯達和他的於連一樣沒有前者的意志力和耐性，也保有敏感善良的心靈而無法做到後者。繁華落盡，他隱姓埋名，to the happy few 他只想把他的思想和經歷和那些少數能理解他的人分享，不再為了獲得當世的名利而掙扎。
「我將在1880年出名」是司湯達對自己的曾經的預言，竟然言中。19世紀末，當人們打開那本曾經布滿塵埃的《紅與黑》，驚訝於充沛激烈的情感和鞭辟入裏的理性水乳交融，他本就是因為優異的文學和邏輯學來到巴黎，這正是他獨一無二的底色。於連那如同撲閃的蝴蝶翅膀微妙心理體驗，在社會的銅牆鐵壁下若即若離的矛盾，那忠於自我靈魂下的失敗，與19世紀格格不入，卻符合了現代人的口味。時隔五十多年，曾經在現實處處撞壁卻最終做回自己的貝爾，終於和他的於連一起征服了巴黎，征服了世界。
墓地與其說是關於死亡，不如說更是關於生命本身，一個人的墓甚至比他活着的時候更能講述他的故事。且不說閱讀千奇百怪的墓誌銘本身就是一項文學樂趣，單請看墓碑本身就彰顯墓主人真正的熱愛和性格：羅馬式的，文藝復興式的，哥特式的形態各異的石刻洩露墓主人生前的品味。長滿青苔的家庭教堂式則是一家人永久的其樂融融。那些精雕細琢的雕塑，則是到死都不願意放棄的排場和驕傲。
茶花女的故事原型
小仲馬的墓非常好辨認，他以雕塑的形式氣宇軒昂地躺在那裏，頭頂上方的墓亭裏氣宇軒昂地寫着「我既存在於生，也存在於死。我的死比我的生更重要。因為生只是時間的一部分，而死亡卻屬於永恒」。他不僅是以大仲馬兒子的身份成為永恒，要多虧旁邊不遠的一個外省女子——瑪麗·迪普萊西的墓就隱藏在一個角落裏，潔白得如同她另一個舉世皆知的名字「茶花女」。
如果說19世紀外省男青年的出路可以是黑色的權杖和紅色的軍刀，“Demi-Monde”則是漂泊巴黎的外省女青年的為數不多的出路之一。“Demi-Monde”在法文意為「另一個世界」，本意指男人在正經社會責任之外情婦和享樂的世界，這個詞的中文翻譯卻更得精妙，半上流社會。這些出身窮苦的女孩跟隨她們的情人和供養人一隻腳踏進了上流社會的聲色犬馬，而另外一隻腳則結結實實的釘在了她們外省的家鄉。
墓碑側面的畫像已被盜走，最終，這位頂級名妓還是去掉了貴族化的假名，回歸了諾曼底農村時期的真名——阿爾豐西娜·普萊西。幼年時期，她被自己的酒鬼父親當作童工和童妓剝削。15歲時，她來到了巴黎成為洗衣工，食不果腹。這個有着小仲馬筆下「烏黑的頭髮，雪白的皮膚，比櫻桃還紅的嘴唇」驚世美貌的姑娘穿上了最好的一條裙子，在蒙馬特擁擠的人群裏左顧右盼。
很快，一個接一個的供養人提供了她日益奢侈的生活和膨脹的野心。不到一年，全巴黎的富人們對她趨之若鶩，甚至有人專門培訓她文化和禮儀。開沙龍、逛劇院，談吐和舉止高雅得如同一個有着憂鬱美感的貴婦，實際上她精明、堅忍、善於操縱、揮霍無度，多少人因她傾家盪產，不堪重負的小仲馬也不得不主動告別，當然他本就在她的花名冊上排不到前面。「愛情對於我這樣的人是件恐怖的事」，她給友人的信寫道。
23歲時，肺結核讓她的容貌日漸衰落，所有人都對她避而不見，她孤獨地死去，被扔進了無名無姓的貧民墳堆。用於償還她的巨額債務，她數不勝數的珠寶和遺物被拍賣。相比她的埋葬，這場拍賣反倒成為一場轟動巴黎的盛事，名流名媛悉數到場。「簡直是聖女貞德再世」，在場的英國小說家狄更斯如是諷刺巴黎人對這場拍賣會濃厚的窺探欲。阿爾豐西娜生前的兩個情人把她重新安葬在蒙馬特公墓。參加拍賣會後的小仲馬則忙着用幾個月時間把她包裝成偉大愛情故事的女主角，然後她被話劇歌劇芭蕾電影各種不停的演繹，不再是她自己，而是以另外一個滿足人們幻想中為愛情犧牲的純潔美好形象永久定格，彷彿所有嚴酷生活對她的虧待不曾在她身上留下真正的痕跡。
蒙馬特女王的傳奇與歸宿
那個時候，半上流社會的成員裏通常不僅有高級交際花，還有各類女演員。名為《半上流社會》的專欄刊登出了幾張舞女照片，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那就是阿爾薩斯姑娘路易絲·韋伯。15歲跟着男友到巴黎闖天下，她很快被拋棄，從洗衣工混到畫家的模特，舞蹈才是她一生的使命。一番苦練之後，離蒙馬特公墓幾百米的紅磨坊裏，她大膽地掀開裙角，把腿一直踢到頭頂，開創了到現在還是巴黎標誌的肯肯舞，當時無疑為驚世駭俗。她像男人一樣豪放，經常肆無忌憚地把客人杯中酒一飲而盡，被人們稱為 La Goulue（貪吃的人）。
作為曾經巴黎收入最高的舞蹈演員，至今蒙馬特仍然到處貼着圖盧茲·羅特列克以她為主角的各色宣傳海報。跟大多數半上流社會的女子不同，她從未攀附榮華富貴，獨立是她自始至終的追求，為了更多自由，她毅然離開紅磨坊，投入全國巡演。她在巴黎的輝煌並未複製，積蓄也損失一空，靠着和丈夫馬戲團四處演出維生。
終於有一天，人們發現這位昔日紅磨坊的台柱子回到紅磨坊附近擺起了地攤，賣香烟火柴等雜物。她養了不少老弱的動物，會給夜裏下班的舞女點一根煙，時常煮湯接濟比她更窮的人，人們稱她為「Goulue媽媽」。在留下的最後的影像裏，年邁的她身材臃腫，在路邊賣着東西，笑眯眯地和行人打招呼，時不時踩個舞點，跟她全盛時期一樣瀟洒自如；臨死之前，她還在申請一個合法的攤位。「告訴人們我是個好女孩」，是她最後的話。人生的高峰到低谷，她都有着真正的波西米亞精神，無愧於「蒙馬特女王」的稱號。近一百年後，她的曾外孫女的書讓這段被遺忘的往事重新回到大眾視野，巴黎政府決定把她在別處的墓遷到蒙馬特公墓，她終於回到了最愛的地方。
傍晚的陽光透過茂密的樹葉幻化成一團團斑駁的光點，撲在碩大的石塊鋪成的道路上，彷彿一層神秘的袈裟。路邊的長椅上野貓跳上跳下，鐵橋上路過的車輛轟鳴作響，墓地背後的學校傳來孩子們的笑聲，生與死就這樣自然而然的交會。我走上山坡上的墓地高處，遠眺聖心聖殿的位置，想起H說那個外省青年，哪一個才是他的墓呢，我無從知曉，但我相信在與命運之河的搏擊當中，他也許無法改變河水的流向，但也一定找了只屬於自己的那朵浪花。
我在回去的路上又一次看到了聖心聖殿，高山仰止，暮色下教堂白色晶瑩的華燈初照，彷彿一個近在咫尺，又遙不可及的聖殿，又如一個照亮整座城市的燈塔。
H是對的，也許全巴黎所有的頂樓都能看到聖心聖殿。
本文轉載自《南方周末》，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