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李家超破天荒同步發表五年規劃與《施政報告》，嘗試以他日前比喻的「點睛畫龍」之姿，展示頂層設計與年度執行的無縫對接。然而，施政之龍能否真正騰飛，取決於當局能否打破長期以來「願景走在路線圖前、路線圖走在財政前」的時差困局。
「新型工業中長期發展方案」尚未見全貌
在正式編制首個五年規劃之前，特首在其2024年《施政報告》及財政司司長其後的《財政預算案》中，曾多次預告兩項重要政策：即正着手制訂《香港新型工業中長期發展方案》與《AI發展策略》。為展現決心，特區政府除斥資620億元成立全資擁有的港投公司外，更設立並正式啟動高達100億港元的創科產業引導基金，旨在通過官產學合作，引導市場資金投向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與機械人、半導體與智能設備、先進材料及新能源等五大前沿領域。其後，政府更將低空經濟、藥物開發、分子診斷和先進製造技術納入核心範疇，而該基金目前已批出49個「產學研1+計劃」項目。
然而，這份關係到香港未來科技產業轉型命脈、直接牽動公私營科研機構、跨國企業、風險投資者及學術界資源配置的指導性頂層設計，至今仍「千呼萬喚未出來」。事實上，特首曾強調，「相關研究旨在加速推進香港發展新質生產力，以融入國家新型工業化整體布局，為本港經濟注入新動能」。各方對其戰略細節和路線圖因此抱有深切期望。
夾縫中的AI突圍戰與數字化升級
同樣的時差困局，也正深刻影響着香港的AI發展策略。相對於新加坡能夠用各種優待直接吸引如OpenAI等美國前沿閉源科技巨頭到該地設立研發中心，香港在當前高度敏感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必須尋找獨特的突圍路線，將傳統的超級聯繫人角色進行數字化升級，為此，政府的方向性指引至關重要。
例如，當下繞不過的戰略課題包括：如何利用香港數據自由港與獨立普通法系的雙重優勢，將本港打造成為中國國產大模型走向國際市場的合規包裝與出海首站？此外，隨着外資科技巨頭如Google Gemini等工具在本地商業應用上的限制與解禁，香港如何快速補齊日常商務範疇內的AI應用短板，以維持高效、具競爭力的國際營商環境？這些都需要更具時效性的政策引導。
KPI 局限與大數據的「問題預判」功能
誠然，本屆特區政府上任以來，在特首推動「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下，為公務員文化帶來了新風。然而，從大埔宏福苑聽證會所揭示的跨部門不協調與法律灰色地帶，到瑪麗醫院工程的質量監督問題，無一不暴露了僅依賴傳統進度匯報式KPI的局限。這種往往流於程序性、數量化的考核，與實質的結果導向、質量化的目標成果仍有落差。事實上，在各引進績效管理的先進國家，其方法論均在不斷優化，特區政府實有必要就既有經驗進行階段性檢討。
與此同時，身處人工智能時代，大數據與演算法的飛速發展，為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數字政策辦公室自2024年成立以來，負責統籌政府內部的AI與大數據應用。施政報告中引用的近期成功案例包括：利用AI演算法優化1823跨部門定位與工作分配；地政總署與規劃署利用衛星圖像、無人機檢測土地違例；以及運輸署利用AI優化燈號與巴士路線規劃。
必須指出的是，當前的算力變革已不僅是針對既有問題給出回應，而是在某種意義上實現了問題的發現與預判。回顧特區政府過往在如強制公共汽車乘客使用安全帶、都市建築廢物徵費等政策，在推出初期因未能精準預判社會和法律阻力而引發民意反彈，最終被迫「暫緩」實施。這正是公共行政需要引以為鑑的盲點。同樣的邏輯亦適用於基層治理。在尋找社區隱蔽長者、殘疾、智障和無家者的工作上，目前主要依賴被動接待與關愛隊人工巡樓。如何引入先進AI演算法主動識別高危個案，正是政府在推動智慧城市與基層治理時，亟待展現的示範作用。
此外，在強調新質生產力的同時，政府也不應遺忘香港具備國際話語權的傳統創意產業（如電影）。政府目前的扶持政策仍停留在項目注資和協助街頭取景的舊思維，缺乏結合AI技術與業界深度溝通的文化軟實力長遠規劃，在戰略布局上實屬可惜。
直面結構性財政赤字難題與資本約束
這條「施政之龍」能否畫龍點睛，最終的決定性約束在於財政。最新數據顯示，今年3月底香港財政儲備臨時數據錄得6555億港元。儘管當局預計2026/27財政年度的財政儲備將回升至6793億港元，但若扣除發行綠色債券、基礎建設債券以及基金轉撥等「會計技術調整」，香港實質上面臨的結構性財政壓力與庫房「失血」情況不容忽視。觀乎兩份文件面對的北部都會區建設、創科轉型、人口老化等同時並進的龐大戰略規劃，一套結合投資回報約束（ROI Constraint）與動態風險評估的綜合財政方案已是刻不容緩。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