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AI年代高等教育的挑戰與契機〉
作為國際大都會，香港高校多年來已一直在追求所謂「國際化」（如用英語教學、仿效歐美體制、收生向外開放等）。2020年《港區國安法》出台後，加上地緣政治，對香港特區一國兩制、院校自主、學術自由和國際化形象造成一定衝擊。但由於美國對華留學生政策的諸多限制，加上特區政府「搶人才」政策，導致大量內地人改往香港升學。
特區政府近年銳意建設國際教育樞紐，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吸引更多外地學生（主要為內地生）來港升學。本港高校也利用政府這個口號，漸放寬外地本科生比例限額的政策，加上亮眼的整體綜合大學排名，近年大舉擴張增加外地生，並吸取其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逐漸忽視或誤解「國際化」真義。
筆者早於2013年撰文〈解大學國際化爭議與迷思〉，指出核心問題在於很多院校對「國際化」概念、目標和內容存在誤解甚至濫用。從歷屆政府表述「高等教育國際化」或「教育樞紐」的施政內容來看，似乎從不同層面都無認真思考國際化是什麼、為什麼、怎樣做等最基本問題，而只視教育國際化為歐美化、為國際品牌競逐和一門跨境生意等概念。院校主要追求「收生主義」與盈利取向的教育輸出，兼得國際排名之利；基本盤卻未能實踐「國際化」真諦。
香港能否成為國際教育樞紐，不止體現在一些硬指標或數字遊戲，如外地師生（主要是內地）比例、外地生學費收益、外溢經濟效應、本土學生海外研習比例、與海外院校合作項目數量、國際排名等。筆者認為「國際化」的更重要意義，是要師生更關心世界共同面對的急切議題，並鼓勵他們與其他地區師生合作尋找相應解決方案。很多這些共同問題，不是一間院校、一個國家或地區可自行解決。更重要的是要充分發揮香港自己優勢，如一國兩制、作為內地窗口與中西文化交匯的特點，以及長期教育制度經驗，以培養畢業生成為跨地域文化的國際領袖、提出創新方案幫助解決世界的共同難題，為共同持續發展、文化融合與世界團結和諧作出貢獻，這才是「國際化」本身的意義和任務。
國際排名遊戲 必要的惡
高等教育國際化，並非只追求本土經濟目的和全球競爭指標。特別是商業機構主辦的大學世界綜合整體排名遊戲，只考慮簡單狹窄的科研、外地師生比例，以及部分主觀民調評價指標，忽略個別院校歷史、傳統特色和定位、教學質素，以及院校對學生和社會文化的增值貢獻。筆者相信有價值的評分或排名，應是分類分科和盡量使用客觀數據，作為自身參考改進之用。
這些搶眼球、有助收生和籌款的綜合整體院校排名，無法較全面反映被評核院校的真正實力和增值，院校往往被給予失實評價。有香港院校在同一評分機構、範疇和準則下，前後兩年排名大起大落，相差百多名，顯示商業排名機構的黑箱作業及隨意玩弄。當中不少評分準則和計算方法，都有極大可商榷之處，有關隱憂與爭議已存在多年。這些商業排名遊戲仍具一定市場，但院校將學術質素和影響的評鑑責任拱手讓予牟利企業，被牽着鼻子走，由其任意搬弄，連辦學自主與尊嚴也賠上。
整體綜合排名資訊對全球高教發展是弊多於利，幾年前已有一些美國及內地名校主動退出排名遊戲。筆者一直勸喻官員、傳媒及院校領導，不必回應這些商業性質排名或為其背書，以維護高等教育尊嚴。唯可惜政府仍跌進這個追逐國際排名的渾水，教資會至今仍以排名為八大院校撥款基準參考之一。世界大學排名成為北大前校長許智宏曾指出的「架在校長脖子上的劍」，也成為高教「必要的惡」。這些排名壓力迫使很多高校追求名利而非教學質量與貢獻，扭曲了大學發展方向，導致教育失衡。
筆者於2014年出任香港恒生大學（即其前身「恒管」）校長時，已表明不會投放額外資源爭奪綜合整體排名，只會盡力提交準確完整資訊給評鑑機構，也盡量不公開回應這些周年排名結果，不論高低升跌，只讓市場自行消化。筆者也多次勸喻媒體不用大事標題報道，特別是有社會責任指出這些排名機制的缺陷和負面影響。
香港要引領改革 貢獻國家與世界
雖仍有不少地方要改革，但香港高教體制有過百年歷史、中西匯聚、兩文三語、內地窗口及「超級聯繫／增值人」角色，以及其他不少優勢。儘管歐美高教體系較先進成熟，香港除要接軌世界，在吸收借鑑、取長補短的基礎上持續提升自己國際競爭力之外，亦要將有用的海外經驗「本土化」和「特色化」，而非純西化或被同化，也不意味被動、單一和模仿。本土院校更不應視歐美標準為至高無上，不要為其模式所支配，放棄自主話語權，傾向矮化本土文化根源及主體教育體系／價值，否則容易淪為依附西方體系的教育「附庸地」。香港更要立足於本土，深思東方傳統社會和教育理念（如追求「和而不同」而非「零和適者生存」的哲理），以藉國際化達到雙向融合、促進互助共贏的目標。
對港來說，更值得反思的是要不要再追逐國際綜合整體排名遊戲，對「國際化」理念和目的未明，因而遺忘高等教育教學育人與推動社會文明轉型進步的本職。只以經濟利益及排名聲譽去驅動教育輸出，只會令大學變得更市場化、商業化和「麥當勞化」。
國際化是在各個文化平等之下，一個雙向融合過程，從而達至國與國之間相互了解、信任和互助共贏，認識世界的同時也讓世界認識自己。儘管「國家中心」和「小島心態」都不可取，但大學國際化只是一個過程或手段，而非終極目的。筆者建議各院校在制訂或執行國際化策略時，應先釐清定義、原則和價值，包括維護本土歷史文化身分、自主平等參與、學術質素保證、本土和國際責任、文化和語言多元。
我們更要思考香港經驗對大中華地區高等教育能有什麼獨特貢獻，思考如何能對全球（包括內地）教育體系發揮影響力。國務院發布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 年）》，提出清晰的「教育是國之大計」方針。中央領導也向來強調要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以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教育方針。歐美雖主導了全球高教國際化政策話語權，唯過去10多年中國的發展實力已不斷提升，內地高校在追求「國際化」的同時，也應警覺上述因素，反思「國際化」的多面性及自身價值和特色。
內地教育高速發展，也如香港及其他地區面對上述矛盾抉擇（如傾向偏重實用科技而輕基礎科學和人文社科、重視短期人才需求而輕視學生全面成長）。近年內地過分將教育、科技與產業人才綑綁，忽視了教育有推動社會文化的作用，應要有更好調整和平衡。
香港應該用好自己的悠久教育經驗，與「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優勢作更好平衡，並率先改革，讓香港新一代具備應對和帶領時代變化的能力，也可配合國家「科教興學」的策略目標，作為窗口對內地發揮香港的國際教育樞紐領導示範角色。這也可協助提升國家在全球的教育話語權和治理參與。
香港高等教育的總結經驗是，要對全球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和作出貢獻，由追隨者變為領導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世界進步發揮獨特作用。
〈香港未來高等教育改革4.0框架〉三之三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延伸閱讀：
〈香港未來高等教育改革4.0框架〉三之一：〈落實ASK能力模式 高等教育改革關鍵〉
〈香港未來高等教育改革4.0框架〉三之二：〈AI年代高等教育的挑戰與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