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德經》，老子
在上回，筆者提到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沒有對市場力量的本質和怎可令其盡量發揮作出有系統的論述，並希望在此能作一些補充。除了在早前提到的奧國學派關於社會怎樣運用知識的觀點外，筆者在上回亦提到多個市場力量的特質，今回準備再從香港的經驗說明市場力量的另一本質──路徑倚賴（Path Dependence）。
水流之間的互動 可創造巨大效益
筆者早前曾指出，市場力量的本質有如水與河流，而不同規模和性質的水匯聚在一起，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是可以創造巨大效益，因此每條河流的形成過程和路徑甚為重要。自1980年代起，不少外資公司都在香港成立分公司，以管理它們在亞洲的業務。隨着香港由工業生產地深化到製造業的管控中心，香港社會亦開始在銀行、金融、會計、法律 、物流、管理等領域，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專業人士。
同樣重要的是，隨着香港的服務行業不斷擴大，寫字樓和商業配套也成為了香港經濟基建的一個重要部分，在這個概念上，跟碼頭、電廠沒有本質上的分別。目前為止，在計及工廈用作寫字樓的樓面面積後，香港整體寫字樓應有逾1.5億呎，相對紐約、倫敦、東京、巴黎等仍有距離，但已比亞洲和世界上大部分城市多，顯示着香港走的是國際大都會之路，跟很多其他城市挺為不同。
香港商業生態 深闊度較星國高
毋疑，以純甲級寫字樓而言，新加坡的存量未必少於香港，但在香港觀塘、長沙彎、油尖旺、銅鑼灣、灣仔、北角等地的新舊樓宇，是有着難以盡數的200、300至1、2萬呎的寫字樓用户。從這角度看，香港商業生態的深度和闊度是較新加坡高。
同樣值得留意，香港工業逐漸式微，但這並未令工廈出現大規模空置，目前很多工廈正在進行着形形式式的非工廠商業活動，顯示很多市場參與者都是在不斷適應和尋找新方向。重要的是，無論它們最終成功與否，它們至少曾努力嘗試，這種生命力也許就是李光耀所指的企業家精神特點之一吧？
High-tech揩嘢 Low-tech撈嘢？
有人批評香港的工業界沒有出現如台積電、三星等世界級大製造商。這是事實，但我們是否就此否定香港的工業地位？據筆者了解，在好些輕工業領域，香港廠商在全球的整體重要性和地位並不低，並且不少早已將生產設施分散到全球各地，出入口也未必經香港和南中國的港口。
在技術及法律層面上，他們不算是香港公司，但企業的大腦和主幹卻仍在香港。在評估香港工業的整體實力時，我們應怎樣看待這些公司？在中國的製造業實力中，又有沒有部分可歸功於香港？
對於香港工業發展，行內曾流傳過一句話：「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台積電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是事實，但它亦曾經歷過困難的時期，不斷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在商業史上，從來不乏壯志雄圖最終失敗的個案，香港廠商專注於風險較低，以及自己更具相對優勢的地方，例如靈活適應巿場變化、管理調控等方面，未必一定是壞事，也可以理解為市場參與者自己選擇的路。
在評價一個地方的工業實力時，除了生產方面外，是否應包括整個產業鏈的其他環節，例如品牌、物流、管理、管理、市場推廣等？對於由給香港工廠的訂單而起，繼而產生的外資機構進駐香港、直接或間接聘請本地專業人士所帶來的有關效益，又可否算在香港工業的貢獻上？若外資公司僱員在管理香港公司數年後，自己跳出來成立公司，製造和推廣改良後的產品，那又算不算是另一種形式的貢獻？
市場力量的路徑倚賴特性
這也反映了市場力量的另一特色，即不同市場的發展，是各有其歷史背景和特殊情況，性質就有如社會科學上所指的路徑倚賴現象。不同的河流往往各有發展路徑，情況就有如小孩各有性格和經歷，不能因為見到其他同學可以怎樣，就說他也應該怎樣。
容許小孩根據自己的性格及各種際遇，自然不斷發展深化、開枝散葉，最終結果往往更佳，成效也更鞏固，尤其是事物的發展，往往是有其時機因素。以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之路為例，若國家在中移動上市前落實推行香港為國企主要上市地的政策，最終效果便可能挺不同。筆者會再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