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伊朗

伊朗首都德黑蘭之南150公里的庫姆，是什葉派的聖城和學術中心。幾個世紀以來，這裏培養出許多什葉派十二伊瑪目分支經注學、教義學和教法學的學者，並且形成了著名的庫姆學派。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的兩任領袖──霍梅尼和哈梅內伊（Khamenei）──都屬於庫姆學派，以此為根據地。

今日的伊朗，女性在公共場所必須戴頭巾，而庫姆的女性就更嚴謹，許多人都穿從頭到腳的黑色罩袍（chador），只把臉露出來。在庫姆時，我們一行中的婦女都租了黑罩袍，興奮地照相留念。在一襲黑袍之外，我們的領隊需要與聖地管理員進行「手觸手的私下交易」，才使我們能在僅有時間內參觀庫姆最重要的陵墓和清真寺。

當如此多的黑色罩袍與清真寺的金色圓頂和斑斕裝飾同時映入眼簾，又得知原來提早參觀陵墓可以有「特殊安排」時，使我不由得要回顧波斯社會伊斯蘭化的歷史，試圖從中找到當今伊朗嚴肅又混亂的矛盾現狀的起因。

波斯薩珊王朝和拜占庭帝國對峙了數百年，結果兩敗俱傷。7世紀，阿拉伯人輕而易舉地擊敗薩珊王朝，開啟了波斯的伊斯蘭化和阿拉伯化進程。不到200年，波斯人幾乎全部改奉伊斯蘭教。再加上阿拉伯語文是伊斯蘭教的正式語文，波斯人的語言和文字也逐漸阿拉伯化。因為波斯人嫻熟於治國之術，阿拉伯帝國的許多大臣都是波斯人。改宗後的波斯人效忠於伊斯蘭，許多早期的伊斯蘭教理學家也是波斯人。

中世紀時，大批波斯裔的科學家和文學家用阿拉伯文著述，如伊本・西那的《醫典》。而阿拉伯文學中最著名的《一千零一夜》，則是以波斯的《一千故事集》為素材改寫加工而成的，所以今天許多穆斯林引以自豪且懷念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的黃金時代（10至12世紀），準確地說應該是阿拉伯──波斯──伊斯蘭文明的盛世。

近代首都的多維面貌

德黑蘭位於裏海南緣，作為大城市的歷史不算很長，不過卻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一站。蒙古入侵後，德黑蘭才逐漸由小鎮成為地區性城市。由於有山、有河、有森林，自然環境相對較好，17世紀時，薩法維王朝（Safavid）在這裏修建了皇家別宮。18世紀上半葉，薩法維王朝亡於來自西部的贊德勢力，後者將首都遷到了設拉子。

半個世紀後，北方的土庫曼軍人又滅了贊德（Zand）王朝，建立起愷加（Qajar）王朝，將首都遷到德黑蘭。自此，伊朗的首都一直是德黑蘭。愷加王朝於1925年被巴列維王朝取代，德黑蘭與整個伊朗因此經歷了半個世紀由巴列維父子主導的現代化過程，但這次現代化的努力終因1979年伊斯蘭革命成功而結束。

我三次到德黑蘭參觀並小住，所見到的德黑蘭更像一個具有多重性格的人：有莊嚴高貴的一面，如德黑蘭大學的校園和伊朗國家博物館；有華麗雅緻的一面，如戈勒斯坦王宮（Golestan Palace）和地毯博物館；也有庸俗平凡的一面，如德黑蘭街頭的小舖子和大巴扎。在南部舊區的一些小街，還不時能見到猥瑣齷齪的一面。城北近山的一區則是巴列維現代化得以保存的果實，有優雅的咖啡館、考究的餐廳和高檔住宅區。

2008年夏，經朋友引薦，我曾在一對伊朗教授家吃了一頓典型的伊朗晚餐。我已記不得那些菜的名字，但很清楚地記得我們的談話內容──伊朗知識分子的處境。當時，我非常想知道主人夫婦認為伊朗在教士的指導下，未來會是什麼樣子？但我沒有追問。畢竟，我不應該濫用他們對我的善意，而將他們置於尷尬為難之中。 

這些年來，我一直關切伊朗的發展與走向。總體而言，這個文明久遠的國家自19世紀開始，可分為由不同社會力量主導現代化進程的三個階段：一是愷加王朝的變革；二是巴列維王朝仿效西方現代化；三是什葉派教士主導的伊斯蘭式現代化。

愷加王朝變革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愷加王朝曾聘請過多名歐美人士替波斯管理海關甚至擔任財政部長，也曾聘請歐洲軍事教官來改革軍隊編制和武器，訓練武裝警察。這些西方人對當時的波斯發展確實起到了正面作用。

此外，統治階層的生活方式也逐漸歐化。比如說，不再半臥在傳統的榻上，而是坐在歐式的沙發上。連國王的服裝都改變了：不再纏頭而是戴尖頂帽，不再穿寬褲子而是穿窄腿褲，不過卻沒有採用歐洲帝王的假髮和帶跟皮鞋。如此裝束其實頗有象徵意義：波斯要學習西方，但並不是要全盤西化。

談到變革以圖存，從伊斯蘭教法看，遜尼派更注重法律和傳統，什葉派則較寬鬆而靈活。相對而言，什葉派的哲學體系更容易接受新科技和新思維。一位出生於阿富汗的波斯學者（阿富汗尼）提出伊斯蘭與科學沒有衝突的論斷。他認為可以用伊斯蘭教法所容許的眾議公決（ijma）和類比推理（qiyas）原則來建立伊斯蘭的科學和技術框架。他曾在巴黎居住，因此影響了一部分在巴黎的波斯留學生。當這些留學生回國後，多數人都不滿現狀，希望能夠通過憲政改革來建造一個富強的波斯。在知識分子覺醒及國勢衰頹的情況下，許多巴扎的商人和什葉派的教士也紛紛參與到政治討論中。迫於形勢，愷加王朝統治者於19世紀末，允許民間成立各類協會，還成立了亞洲最早的女子學校。

進入20世紀，波斯社會出現更強烈的改革聲音，其中不少還是來自傾向保守的教士階層。1905年夏，德黑蘭出現大規模的民眾抗議和商店罷市。同年冬，由於兩名巴扎商人被警察打傷，引起大批民眾抗議，且愈演愈烈，從此社會上要求憲政的聲音愈來愈強。迫於形勢，國王於8月簽署命令，同意成立國民議會（Majles）。

國民議會於1906年10月召開，迅速開始制定憲法。這部憲法確認伊斯蘭十二伊瑪目派為國教，但明言國家的權力來自人民（而沒有提及真主或十二伊瑪目）。憲法規定國民議會所通過的法案必須符合伊斯蘭教法，而是否符合教法應由五名高級教士組成的委員會確認。此外，憲法保障非什葉派穆斯林人口的人權，為少數民族地區（如阿塞拜疆）以及其他宗教和民族（如亞美尼亞人）提供國民議會中的保障名額。這個政治變革發生於中國辛亥革命前五年，透過和平示威得以實現，當時通過的憲法直到1979年還有效。

巴列維王朝與白色革命

憲法公布後，社會上出現了激進派和保守派的爭論，也反映在教士集團的上層，全國許多地方的高層教士都表了態。社會上兩派的衝突頗多，雙方都有人被暗殺。以俄羅斯哥薩克部隊為主要成員的哥薩克旅受國王指派到首都平定暴動。指揮官禮薩（Reza）於平定暴動後，趁機攫取了首都的控制權，先後出任國防部長和首相。各地也趁機不再替中央政府徵稅，愷加王朝從此失去了統治全國的力量。1925年，禮薩廢除了愷加王朝。稍後，他取了一個新姓──巴列維（Pahlavi，薩珊王朝時代尚未伊斯蘭化的波斯語文名稱），旨在提高全國人口的歷史認同與民族認同，建立了巴列維王朝。

第一次大戰後，英國強迫伊朗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而恰巧這時在伊朗發現了大量石油，使這一系列條約變得對英國更為有利。同時，石油的發現也使禮薩掌控的國庫充裕起來，具備了進行改革的財政基礎。但禮薩國王沒有經過仔細思考與調查就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要求每個家庭要有一個姓氏，仿效歐洲而忽視伊斯蘭傳統。

他又大力推行強制性的波斯化，要求每個人都要說波斯語，貶抑或弱化少數民族的地位。他忽略了什葉派伊斯蘭乃是薩法維帝國時代大多數人口彼此認同的基礎。此外，他對傳統貴族尤其是擁有土地的貴族和教士比較蔑視，剝奪或貶低他們原有的地位。因此四面樹敵，在各種反對聲音和爭議中，禮薩於1941年逃亡到南非。他21歲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沙繼任為國王。

巴列維王朝的兩位國王不但思想相同，政策也相似，都希望盡速推進現代化。新王登基後，極力爭取國家應得的石油收入，希望利用石油財富來建立工業。他曾大量高薪聘請外國工程師、會計師等到伊朗工作，因此伊朗的工業化和整體現代化水平在他統治的幾十年有長足進步。

1950年代中期開始，巴列維國王在冷戰中選擇親近美國。在農業和土地改革方面，他於1963年通過公民投票，實施「白色革命」，希望用國王的權威和公民投票的聲勢改變土地所有權，以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求，防止共產主義者鼓吹的紅色革命。然而，即使是白色革命，還是會傷害到大地主和教士們所管理的財產，因此受到了激烈反對。與此同時，伊朗過去曾有過社會主義思潮，部分有民族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也不願見到國家跟着美國走。特別是在教士集團眼裏，誰要想在伊朗去伊斯蘭化，那就是犯了滔天大罪。

國王最重視也最不願放棄的是他的統治權。可現實是，除了小市民和教士的反對，西化的知識分子也憎恨他集權，而左派知識分子先天就反對王權。1979年，在全國各大城街頭爆發連續多日高達百萬人的遊行示威，要求處死國王。眼見大勢已去，沙於是步上了父親逃亡的老路，出走埃及，不久便因癌症惡化而在美國病逝。

來自庫姆的阿亞圖拉們

巴列維國王出走後，曾被他嚴厲處置而自我放逐到外國多年的什葉派領袖──大阿亞圖拉霍梅尼從巴黎飛回伊朗，受到幾百萬幾近瘋狂的群眾的歡迎。歡迎者並不抱持同一種思想，他們歡迎霍梅尼，部分是因為他在巴黎時就不停地把議論伊朗時政與前途的磁帶秘密運進伊朗。那時，效忠霍梅尼的教士們所遵循的統一戰線策略是集中全國各種勢力，不問宗教與政治立場，只求反對巴列維國王。

霍梅尼回國後，藉自己威望迅速組織了「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逐步逮捕或驅逐反對者。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進行了一次全民投票，把國名改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在保留巴列維時代已頗為現代化的軍隊之外，再成立一支由最高領袖直接統御的「伊斯蘭革命衞隊」。

根據伊斯蘭革命委員會的理念，教士們制定了新的憲法草案，其大致內容是確定伊斯蘭教什葉派十二伊瑪目分支為國教；政治與宗教無需也不能分開。簡言之，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最大的特點就是伊斯蘭的制度化和制度的伊斯蘭化。

伊朗伊斯蘭革命並非必然和美國互為死敵，但是出於一次沒有計算好的意外行動，學生們闖入了美國大使館，把62名美國外交人員作為人質前後扣留了整整444天，因此引起了美國全體民眾對伊朗的厭惡，造成了美國和伊朗至今還沒打開的死結。

霍梅尼在1989年去世，他的繼任人哈梅內伊也具有強烈的領袖性格。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已經45年了，期間依照憲法多次按時選舉了總統、國會議員以及各級政府官員和地方議會。雖然過程是否有作弊，論者不一，但毫無疑問伊斯蘭教的最高級教士是誰能成為總統候選人的終極決定者。

最近，俄羅斯與伊朗有許多交往，中國、沙特、土耳其和伊朗也有一定聯繫。可是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對伊朗或制裁或敬而遠之。在全球伊朗人口中，無論是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還是目前仍在國內生活的民眾，必然有不少人不贊成伊朗現政權的政策。2016年美國退出了六國經十多年討論才與伊朗簽訂的核協議，使美國和伊朗的關係再度緊張。而以色列和伊朗最近幾年的尖銳對立，加劇了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也降低了美國與伊朗改善關係的可能性。

2025年6月初，就伊朗能否擁有核武器議題，美國與伊朗談判未果。次日，以色列出動軍隊，在潛伏於伊朗人員的配合下，對伊朗核設施（主要在中部）及幾個重要城市進行大規模轟炸，同時還定點刺殺了多名伊朗高級軍官與重要核科學家。伊朗隨即發射大批飛彈，對以色列進行報復，特拉維夫及位於海法之高級研究中心遭到損壞。與此同時，以色列對伊朗又發動新的攻擊，美國空軍也對伊朗核設施大舉轟炸。中東局勢將會如何發展，目前很難預測。

伊斯蘭革命究竟會把伊朗這個具有傑出古代文明的國家帶往更現代化的方向，還是阻礙伊朗的現代化，現在看來兩種傾向同時存在。我曾經數次訪問伊朗，並和一些伊朗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廣泛深入地交談過。我發現有不少人對高級教士領導的伊斯蘭政權既不公開反對，也不真誠擁護，但對教士們在內政外交等方面過大的影響力普遍感到不滿。不少人認為現政權對美西方及以色列的強硬態度，並非長期良策。巴列維王朝的兩位國王都很希望伊朗現代化和世俗化，但父子二人都不願放棄王權。今天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也非常希望現代化，並且取得了相當成就，否則伊朗根本就沒有和其他國家進行核談判並簽署協議的條件，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以飛彈還擊以色列。

無論如何，現實會迫使伊朗在經濟、軍事等方面進一步現代化。但目前所施行的制度無疑是將國家分成了類似於過去貴族和平民的兩種階級—有影響力、有裙帶關係的教士階層和普通平民階層。

不過，伊朗還是有一些令人欣慰的地方──儘管在目前的教法學家治國的情況下，成立於愷加王朝，有100多年校史，同時也是目前伊朗最有名望、學術實力最強的德黑蘭大學，仍有六成學生是女生。儘管不少穆斯林並不鼓勵女孩子讀書，但必須承認今天的伊朗確實與沙特和阿富汗的塔利班不同。霍梅尼當初和巴列維國王的爭論之一就是女性是否可以有投票權和被選舉權。國王當初說是，霍梅尼則反對。現在的情況卻與霍梅尼當初的意見截然相反。對此我只能說，一個社會的運轉和演變畢竟有它自己的邏輯。

西方和伊朗曾在2500年前就以希臘和波斯的身份對峙過，1500年前又曾以拜占庭王朝和薩珊王朝的身份對峙過。不知道今日的西方世界和伊朗會怎樣以及何時打開彼此的心結？假如打不開這個結，伊朗現有的制度與政策能否實現成果豐碩且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現代化呢？

原刊於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穿越綠洲絲路》，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