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正如我去年11月所寫，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可以比作俄羅斯輪盤賭」──就像他的第一任期一樣，受到各種競爭因素和敵對派系的影響。但是，現在他的個人想法與政府政策之間的一致性要高得多。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外在表現，很難找到可預測性和一致性；坦率地說，這樣做也是不現實的。
今年4月，特朗普將對華基準關稅提高至驚人的145%，而中國對美國商品的關稅達到125%。然而，隨着中國公開將稀土出口武器化，以及隨後的幾次高層會晤，美國最終讓步。對華總體關稅水平已降至30%，遠低於特朗普最近威脅對印度（美國長期盟友）徵收的50%。
同時，特朗普總統取消了對中國出口H20人工智能芯片的限制。這讓共和黨人大為不滿，他們擔心此舉會「增強中國的人工智能能力」。據報道，他還通知台灣當局，不讓台灣領導人賴清德在紐約停留，這或許表明美國政府可能擔心此舉加劇惡化與中國關係。
此外，在TikTok未來命運及美華裔學生問題上，他不斷出爾反爾、含糊其辭。顯然，他在以隨意且難以預測的方式，將美國引向一種令人不安的modus vivendi新「常態」。
這個拉丁短語的字面意思是「生活方式」，廣泛用於描述不同力量之間的共存。這種共存可能是出於對便利或審慎利益的考量，但由於結構性因素帶來的對抗，最終它是不穩定的。
（白宮Flickr）
解讀特朗普動機
那麼，是什麼導致了特朗普最近的滑稽舉動呢？促使他對中國採取更恭敬（儘管絕不是實質性友好或建設性）態度的核心原因是什麼？其中可能有三點。
首先，特朗普本質上是一位以國內為導向的總統。他的工作重心包括調解內部派系爭鬥、緩和其已磨損的基本盤的內部矛盾、處理可能危及共和黨中期選舉表現的諸多經濟問題。傑弗里・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事件，以及特朗普在中東和烏克蘭戰爭中明顯轉向更傳統的干預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考慮到阿拉斯加和白宮近期的事態發展，他可能再次改變對烏克蘭戰爭的態度），在更具孤立主義傾向和反建制的MAGA支持者當中播下了嚴重不滿的種子。或許，最好的例證是國會女議員瑪喬麗・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和電視評論員塔克・卡爾森（Tucker Swanson McNear Carlson）對特朗普政策的不滿，這些人是特朗普形形色色支持者聯盟中的重要意見領袖。
白宮的盤算顯而易見：如果總統能兌現核心經濟承諾，安撫那些因意識形態偏差而感到失望的支持者就不會那麼困難。中國限制稀土出口以及威脅拋售美國國債，再加上特朗普最初的關稅行動對債券市場造成極惡劣的影響，已經讓總統核心圈子裏的許多人感到不安。中國宣布堅決反對華盛頓的關稅，展示了雙方矛盾無節制升級的代價。中美關係走向緩和，將使特朗普及其核心圈子在2026年初共和黨中期選舉初選開始前，集中精力鞏固國內政治地位。
此外，我們永遠不應低估特朗普對「表面勝利」的執着。例如，想想他在以色列轟炸伊朗時攬功的得意洋洋。特朗普也樂於看到，他對泰國－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等衝突的斡旋受到關注，這是他全球「和平使者」個人品牌的核心內容。雖然確實應該給予一些讚揚，但更普遍的看法是特朗普極不願意被視為將國家拖入大國衝突的總統。遠程轟炸在政治上也許能被原諒，看上去可以被接受，但在特朗普看來，跟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曠日持久的對抗並非值得冒的風險，即使在魯莽對抗和完全屈服之間存在更多選擇。
最後，特朗普一些最親密的企業盟友和「耳邊人」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從黃仁勳為英偉達大力辯護（英偉達的商業利益與放鬆出口限制緊密相關），再到深受稀土限制影響的美國汽車供應商，許多人都對這種好戰、挑釁的雙邊關係處理方式表示不滿，而華盛頓佔主導地位的一小撮聲音是這種做法背後的推動力量。
（白宮Flickr）
推動緩和的制肘
然而，如果我們相信特朗普的對華「和平」傾向能真正始終如一地促使兩國關係在未來實現緩和，那就太愚蠢了。尋求能讓兩個大國和平共處的更持久格局，顯然面臨兩個障礙。
首先，美國政界對中國的敵意──這種說法可能是陳詞濫調──不僅是兩黨的廣泛共識（儘管兩黨在對抗策略和程度上存在差異），它也是明確的戰略優先。它讓一系列不同的「子目標」保持一致，而這些目標構成了不同群體物質利益的基礎。例如，向亞洲「盟友」研發和銷售尖端武器，尤其是那些基於人工智能和數據情報的武器，與軍工複合體的利潤激勵措施相符。美國通過援引其安全「保護」及潛在脅迫工具，不斷榨取經濟紅利並迫使其他國家讓步的能力，是經濟民族主義者遊說對外國製造商徵收更高關稅的前提條件。
還有一些人對中國懷有極度保守的厭惡，他們從意識形態勸誘和激進變革的角度看待中國。對於這些不同聲音來說，仇視中國對他們的生意有好處。特朗普內閣中也不乏這樣的聲音，儘管總統任性地清洗了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
其次，特朗普歸根結底是個擁有強烈自尊心的人。他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互動體現出他對表達尊重和行為順從的關注。特朗普認為，普京無視自己就烏克蘭戰爭發出的多次警告，是「輕視」他，因此他近幾個月對克裏姆林宮的態度明顯強硬。普京在阿拉斯加對他一番奉承後，特朗普再次採納了克里姆林宮關於烏克蘭戰爭的言論。思想真開放啊！
雖然到目前為止，中國領導人顯然比俄羅斯領導人更慷慨和有耐心，但中美貿易協議的推進遭遇阻礙和挫折，極有可能引發特朗普的過度防禦反應，促使他回歸2025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初採取的對華政策。我們不要忘記，美國對新冠疫情的拙劣應對措施令特朗普尷尬不已，以至於他不得不痛斥中國是國內問題的替罪羊。
那麼，預測結果如何？
我們可以從上述內容推斷出一些結論。
首先，北京和華盛頓顯然都有意促成特朗普總統和習近平主席在今年第四季度舉行會晤。此次會晤很可能在北京舉行，也可能在首爾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期間舉行。雙方談判團隊將密切合作，為這場「終極盛會」做好準備。
其次，我們不應對此次會晤抱有過高期望。儘管兩國領導人可能會在口頭上重申他們之間良好的個人關係，並羅列各自願意尋求的妥協和願意做出的讓步，但雙邊關係持續且真正重啟的空間仍然有限。尤其是明年美國中期選舉即將到來，屆時中國問題無疑會被兩黨政治化，成為兩黨相互政治攻擊的便宜籌碼。
第三，會談結束後，雙方高層官員為維護友好關係而施加的壓力可能大大減弱。任何輕微的衝突或意外事件，比如拜登任期內引發軒然大波的「氣球事件」，都足以破壞這種從根本上來說脆弱的關係。
那些認為北京和華盛頓能夠就和平共處達成持久、長期安排的人，不應長時間抱有這種期望。希望會敗給現實。
原刊於中美聚焦網站，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