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我曾在此兩次討論「香港vs.新加坡」（註1）。今月新加坡慶祝立國60周年，值得再討論。
長期以來，論者多以「雙城記」看待兩地發展。兩城乃華人為主的社會，皆曾受英國殖民統治，因而繼承了英式行政、法律、司法、治安、教育、醫療及地政制度，以至城市規劃標準，後均致力打貪，成為國際上的廉潔典範。1990年代公共行政效率與質素達國際先進水平，同為亞洲公共管理改革之先鋒。
兩城同為自由港及外向型經濟體，市場開放、資金流通，皆發展成獨當一面的國際航運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但也易受外來經濟及金融風暴衝擊。經濟增長驕人，獲世界銀行列入「東亞奇蹟」。
然而，雙城類似至此為止。兩者所採取的發展路徑截然不同。
雙城發展路徑不同
新加坡於1965年被馬來西亞聯邦驅逐而宣布獨立，當時可說一窮二白。但在李光耀等領袖堅強意志下，新加坡最終卻站起來，把經濟搞上去。私營企業力量不足，就成立政府關聯公司（即國企）推動產業化。又透過中央公積金（CPF）強制國民儲蓄，集資支持國家發展，並融資以出售為主的全民公共房屋（組屋），達到近乎人人置業（九成），成為社會穩定的支柱。
香港在英治下強調「小政府」，依靠市場及私營企業和機構營辦公用事業、交通、教育、醫療等；至1970年代才實行「積極性」不干預政策，改善勞工及社保，推行針對低收入家庭的出租公屋，建設新市鎮，以財政盈餘驅動公共服務和設施的擴大。當時社會有強烈的競爭求存意識、「can do」精神，從低做起、由無到有，構成第一代港資及新中產的奮鬥故事。
若以「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言之，香港例外主義是不靠政府、市場主導、民間活力、自由多元的表表者；新加坡例外主義則突出國家（政府）主導、規劃導向、超前部署（walking ahead of the curve）。重經濟、求富裕，乃兩城共通的存在意義（raison d'être），各有千秋，而文化思想活躍一直是香港的相對優勢。
3個階段比較
綜觀過去半個世紀，大抵上早期（至1980年代）香港領先，新加坡時刻觀察和學習香港經驗；之後新加坡已把握好自己的獨特發展路徑。香港藉中國內地改革開放而加快進階為專業服務及金融中心，製造業北上；新加坡則基於國家利益，堅持有自己的製造產業，也不斷提升生產力，升級轉型。在區域經濟分工下，兩者漸露不同重心。
中期（世紀交接）雙城既有競爭，也互相參照。全球化下香港的貿易、航運（含空運）及物流供應鏈樞紐地位日益重要，其國際金融中心列全球三大（紐倫港），國際矚目；且受惠於國家急速發展，內資內企投入，有「躺着也會贏」之勢。新加坡同樣贏得全球化紅利，也銳意投資中國，唯地緣戰略上更重視經營東南亞和開拓南亞中東，其國際金融中心特別針對中國以外的亞洲市場（Asia ex-China）。
踏入後期，兩城備受區域性和全球金融危機及大流行病疫（SARS、新冠）衝擊，因勢改革（註2）。綜合治理上，按世界銀行歷年全球治理指標，皆為亞洲最前列，新加坡稍勝，超越OECD（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發達國家水平；香港過去在「發聲及問責」一項評分高於新加坡，但近年逆轉。而且，新加坡逐漸在多個方面超越香港。
新加坡人口少於香港，但其本地生產總值（GDP）今天比香港多出三成、人均GDP多出三分之二，且貧富差距不若香港懸殊。香港國際空運比新加坡強，港口於世紀初曾為全球之冠，唯今天已跌至十大之末。而新加坡港口吞吐量仍居世界第二，次於上海。新加坡產業政策比香港進取，大力推動生命科學、生命醫學及先進藥劑業發展（包括疫苗）。值得一提是，其淡馬錫公司支持原於馬來西亞創立之網約車平台Grab，以新加坡為總部，現已雄霸東南亞市場。
香港仍是全球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新加坡緊跟其後，但香港股票市值總額為它的12倍。按瑞士洛桑管理學院2025年《世界競爭力報告》，新加坡與香港分列第2、3名。兩城在醫療及教育平分春色，公共交通香港稍佔優。但新加坡組屋舉世稱許，而本港住房可負擔能力按2024年Demographia國際指數，名列最低之第94位（新加坡居第11位）。新加坡同樣面對高齡化挑戰，但因CPF及組屋體制，其退休保障比香港周全。港人普遍不快樂，按「世界快樂指數」，香港排名第88，遠低於新加坡（第34）。
經濟再啟 不能低估形勢複雜
當然，上述之雙城比較不能過於簡化解讀，但為何香港曾擁天時地利人和優勢，包括來自五湖四海之人才、背靠祖國，今天卻見落後，甚至出現自信動搖？經歷2019年衝擊，移民潮再起，國際觀感受挫，社會修復及經濟再啟的挑戰重大，而且全球經濟不穩，地緣政治變數仍多。新加坡早前成立由副總理主持之經濟韌性專組（Economic Resilience Taskforce），研議在全球結構性的轉變下（包括地緣政治和技術顛覆）調整經濟戰略（註3）。
香港特區政府新近發表《香港營商環境報告》，引用數據和國際評比，說明情況較幾年前改善，當中既有政府和業界的努力，更反映港人的打不死精神。唯不能低估當前形勢之複雜，目前經濟呈現矛盾處境：金融一枝獨秀、股市反彈、外來資金增加，但房地產仍低迷，私企不少陷入債務及現金流問題，零售餐飲等日常本地消費市道不繼，下游行業淡靜、經營艱難，市民未敢看好前景。
本港金融興旺，主要是內地資金和企業湧入，包括大量上市申請（IPO）。匯豐全球研究新近報告指由今年初至7月下旬，有逾8000億港元「北水」流入，相若去年全年總額。而去年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按年增長13% ，達35 萬億港元（註4）。但對於內部經濟的滴漏效應有多大，仍需進一步分析，尤需警惕經濟學者所指在一些經濟體出現的「無就業式復蘇」或「低就業的繁榮」。推動創科新產業，也需應對就業結構變化。
「總部經濟」反映境外投資者和國際企業對香港作為區域樞紐之重視。按統計處數據，在港RRL（地區總部、地區辦事處、當地辦事處）總數已自2020年9025間，遞增至2024年9960間；不過主要增長在於當地辦事處，由5042增至6140間，地區總部卻由1504減至1410間。過去近10年，內企在港地區總部急升133%，美企下跌近30%，日企減少16%。在善用國家支持及內地參與之同時，也需深入開拓國際投資，以鞏固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全球經濟城市地位。
新加坡對香港的啟示
新加坡立國60年來，由貧困走向富裕，閃耀國際，一切得來不易，展示治理智慧與魄力。以前不少港府官員和商界看偏新加坡，港人也曾視新加坡自由不及香港而貶之。今天香港逆境求變，應虛心汲取新加坡經驗，居安思危。
香港已進入「有為政府」，但毋須亦無法複製新加坡的治理模式，畢竟體制與社情有別，各有前因後果。亂後由治及興，能否重建政治信任、加強凝聚包容、避免陷入同質化、使市民「有感」，齊心合力改革轉型，在在考驗制度韌力和治理藝術。
歷史上，新加坡和香港皆從威權走向開明之路。人民行動黨靠政績長期執政，李光耀的繼任者逐步嘗試把「異見」制度化。第二代總理吳作棟倡導「更友善溫和」的新加坡；第三代總理李顯龍2024年5月落任前，總結新加坡治理的成功故事，指出三大要素：社會凝聚、長期規劃，及政治穩定與信任，使國民對政府能力有信心、以國家為傲。現任總理黃循財明言追求「共同點」、「聽取廣闊的觀點與角度，對不同理念想法持開放態度」。
新加坡立國者致力建設置居者（homeowners）之國、花園城市，向世界展示一個潔淨綠化、井井有條的社會，吸引國際投資者及旅客。他們不受意識形態教條主義束縛，用人唯才、要求清廉、務實開放、種族融和，以願景和領導力去改變現狀。用李光耀的說法，「由第三世界走向第一」（不止是第一世界，而是世界第一；註5）。
香港今天在國家強力支持下，能有同樣的雄心壯志嗎？條件何在？值得各界深思。
註：
〈 香港vs.新加坡〉（2022年10月11日）及〈再論香港vs.新加坡〉（2023年2月22日）
可參考Anthony B. L. Cheung & Donald Low, 2023. "Crisis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s: lessons from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Shaun F. Goldfinch (ed.), Handbook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form , pp.182-206,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新加坡長期居安思危。亞洲金融風暴後，2002 年啟動「重塑新加坡」（Remaking Singapore ）倡議，旨在建立新的社會凝聚力契約。2022 年6 月，隨着新冠疫情接近尾聲，發起「新加坡前進」（Forward Singapore）運動，以更新社會契約，將成就感、意義和追求目標融入社會和經濟生活各方面。
據證監會《2024年資產及財富管理活動調查》
Lee, Kuan Yew (2000). From Third World to First──The Singapore Story: 1965-2000 , 1st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