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以來，在對華政策上，釋放出來的信號和採取的做法很矛盾。一方面，他將針對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加征的關稅提高到十分荒誕的高度（245%）；他的主要人事任命中也有不少強硬的反華分子，包括前期因言行極度反華被中國制裁的人。
另一方面，特朗普在對華問題上的一些說法和做法，則是出乎意料地友善。一是上台前主動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參加他的就職典禮；二是在跟習近平通電話時，表示願意與中國合作，竭盡全力使世界變得更加和平與安全，並期待能立即開始共同解決許多問題。
三是在接受保守派廣播主持人休伊特（Hugh Hewitt）訪問時說，儘管中美目前在經濟問題上存在分歧，相信雙方有潛力建立合作關係。四是他的政府中主要官員在對華政策問題上表現得比上任前要克制得多，國務卿魯比奧在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通話時也沒有說特別出格的話，跟他的前任布林肯上任初期的表現形成鮮明對比。
對華訊號矛盾根源
如何解釋上述現象？冷靜分析，大致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讓美國再次偉大」戰略下的經貿邏輯。特朗普推行「美國優先」的對外經貿政策有兩個目的，一是試圖通過提高關稅增加財政收入，緩解長期存在的財政赤字壓力；二是通過設置高關稅壁壘改變企業美國境外生產的收益，迫使其流入美國本土，推動美國製造業復興，提升美國經濟競爭力。特朗普上述目的和實現路徑是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夥伴採取關稅措施的根本動因。
二、關稅博弈的戰略意圖與影響。中美雙邊貿易規模龐大、結構互補，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關稅的舉措，客觀上存在引發貿易脫鈎的風險，這種 「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局面，勢必對兩國經濟造成巨大衝擊。現在看來，特朗普提高關稅的目的不是脫鈎，而是通過極限施壓取得對華經貿談判的主動權，迫使中國在市場准入、知識產權保護等關鍵議題上作出讓步。其團隊前期反復釋放「等待中方主動溝通」的信號，正是這種謀劃的外在表現。
三、地緣政治考量與政策彈性。特朗普對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有清醒認知，知道在俄烏衝突、朝鮮半島核問題、中東問題等國際事務中，中國的合作不可或缺。正是這種現實需求導致他在對華政策問題上刻意保留戰略迴旋空間，這樣做有助於避免在涉台、涉港、涉疆等敏感議題上過度激化矛盾，從而在國際問題上有可能爭取中國的配合。
四、實用主義外交導向下的關係定位。特朗普奉行利益驅動的外交哲學，將國際交往視為「交易談判」，更注重通過談判獲取實際利益而非意識形態對抗。這種思維模式使得他在處理中美關係時，傾向於將分歧視為可談判、可化解的問題，而非不可調和的矛盾，因此他在涉華敏感問題上保持相對克制，為後續談判預留操作空間。
五、國內政治生態對決策的約束。特朗普強烈的個人權威主義傾向、龐大的草根支持群體，以及對共和黨內部的強大控制力，形成一個高度集權的決策生態。在這種生態下，即便部分官員持對華強硬立場，在特朗普未明確表態前，必須謹慎行事，避免違背核心決策層的戰略意圖。
特朗普政策走向不確定性多
未來，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走向仍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主要受以下幾方面因素的影響：
一、中美關稅戰對美國經濟的衝擊程度：關稅戰對美國經濟各領域的影響，包括但不限於產業競爭力、企業利潤、就業市場及消費者信心等方面，決定了其對美國經濟衝擊的廣度與深度。衝擊的程度愈大愈深，特朗普面臨的國內政治反彈愈強，關稅戰就愈難以持續，他尋求妥協的意願愈強，反之則尋求妥協的意願愈弱。
二、中美通過談判打破關稅僵局的可能性：綜合考量雙方談判的誠意、目標訴求、策略運用以及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等因素，分析能否在關鍵議題上達成共識，達成共識的概率愈大，雙邊經貿關係重回正軌的可能性愈高。
三、中美互動是否局限於利益交換層面：中美在經貿、科技、人文等領域的互動是否會外溢至意識形態、軍事安全等敏感範疇，須從地緣政治、戰略利益衝突、國際輿論導向等多維度來研判。外溢的概率愈大，兩國關係的走向愈負面。
四、中美領導人有效溝通機制的建立：考察兩國領導人溝通管道的暢通性、溝通內容的實質性以及溝通效果的持續性，分析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能否構建穩定、高效的溝通管道。如果能夠建立這樣一個溝通管道，中美間一些重大和敏感問題，就能夠得到更加有效的溝通和管理，兩國關係穩定和改善的概率就大。
中美關係未來發展前景
按照上述指標分析，中美關係未來發展前景如何？
一、關稅戰對美國經濟的影響大概率會較大：關稅戰給美國對華和對外經貿關係帶來的衝擊很大，如果持續下去，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進入衰退的概率陡然上升，加之伴隨的政治上的反彈大概率會影響到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特別是對中國的關稅政策。
二、通過談判打破關稅僵局的前景比較樂觀：基於中美雙方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深度融合，以及各自的經濟利益考量，通過談判走出關稅僵局具有較高的現實可能性，雙方均有動力走出目前經貿摩擦的僵局。
三、中美經貿互動外溢風險比較大：當前，中美在經貿問題上的博弈，有向意識形態和軍事安全領域蔓延的趨勢，地緣政治競爭加劇、戰略互信缺失等因素，都使得這一風險顯著增加。如果短期內兩國能夠在經貿問題上通過談判取得成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蔓延的趨勢，但如果談判遲遲無法取得成果，則蔓延趨勢會加劇，導致中美對抗加劇。
四、兩國領導人之間建立直接溝通機制的可能性較低：由於兩國相互猜疑程度很高，加之受到國內政治生態、國際輿論環境等因素干擾，目前兩國領導人之間建立穩定、有效的溝通管道難度較大。
綜合以上分析，未來中美關係的發展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與挑戰，形勢不容樂觀。雙方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解決分歧，管控風險，以推動雙邊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的發展軌道。
原刊於《聯合早報》，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轉載，本社獲後者授權轉載。
賈慶國簡介：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和前院長，同時擔任北京大學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非常駐傑出研究員。他於1988年從康奈爾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曾在佛蒙特大學、康奈爾大學、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悉尼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他曾於1985至1986年在布魯金斯學會擔任研究員，1997年在維也納大學任訪問教授，2001年至2002年在布魯金斯學會擔任CNAPS研究員、2022年秋季在斯坦福大學擔任佩恩傑出研究員。
賈慶國現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14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並曾連續擔任第11至13屆全國政協常委及第10屆全國政協委員。他同時兼任中國美國研究學會副會長、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中華日本學會副會長，並擔任多家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的編委，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美關係、兩岸關係、中國外交政策及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