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飛：中英博弈、青年才俊團與鍾士元

編按：本文收錄於《我們走過的路──戰後香港的政治運動」講座系列》，關永圻、黃子程主編，是兩人與李鵬飛先生訪談所作的筆錄。本社現摘錄訪談內容，一連兩天刊出，本文為系列第二篇。李鵬飛的政治生涯，經歷麥理浩獅子山下時代，香港主權移交談判，及後於90年代成立自由黨，橫跨多個香港重要的歷史時刻，相信他的分享對讀者理解香港回歸歷程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中英談判與親英形象

我為什麼會給人親英的形象？是很簡單的，因為當時中國很不濟，如果收回香港，我想香港會大亂，當時每年的移民潮已達5萬人，所以一定要和中共談判，以主權換治權是鍾士元和我們等一起商量好向中國提出的，不是英國人授意。中英談判開始時，戴卓爾夫人去了北京，聽到鄧小平只說了一句：「我不做李鴻章。」後來她退休後，有一次跟鄧蓮如和我閒聊，她告訴我她覺得鄧小平很沒有禮貌，罵她說：「中國不是阿根廷。」為什麼戴卓爾夫人會在離開人民大會堂時下石階跌倒？鄧蓮如不好意思問她，所以由我問她，她說當時在人民大會堂走出來的時候，總想着英國是戰勝國，在福島戰役打敗阿根廷，所以氣焰很高，覺得鄧小平跟她說話的時候很沒有禮貌，不尊重她。她還告訴我，她一面走一面想：「到底要怎樣對付這個中國矮人？」她叫他做矮人，Chinese Shortie。因為分了神，她結果在石級跌下去。

我說中國人認為在人民大會堂石級跌倒了是壞的徵兆。因為我們和他們很相熟，很直率的，總之鄧蓮如當時感到不好的事情都由我開口，去倫敦首相府轉達。

事實上香港人也害怕中方收回香港主權，當時做過民意調查，覺得主權換治權是一個好的安排，所以向北京提出，親英的形象便來了。主權換治權是我們提議的，香港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一致同意這個共同立場（line to take），全部人一致口徑。這是雖然也是港英立場，但開口的人是鍾士元和我等當議員的人，所以這是一輩子也洗脫不掉的，也不要緊。

到1983年11月，中英談判破裂前，英國人已經知道經過了四輪談判後，主權換治權沒有什麼談判餘地了，港督尤德就提出給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發英國本土公民護照。對此我們一直守秘密，因有關文件分類為機密（confidential），全都不會外洩的，行政局決定了後，文件交到立法局，寫住紅色的字confidential。我們當時經常會商量到底主權換治權被拒絕後，香港人會否雞飛狗走，事實上移民潮很大，我一向拿「身份證明書」（CI），綠色的那種，因為我一向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在美國生活八年以來，他們邀請我入美籍，我也不願意，可能因為我剛好是1940年出生的，一直遭遇戰亂，犧牲了很多人才打贏日本人，到我懂事的時候，共產黨來了，那年我九歲，我認為中國要強大，我從來不願意做外國人，也沒有想過要從政，當時從政也是別人來找我的，不是我找他，所以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就不領取英國本土公民護照。

我本來以為我是唯一一人不領取英國本土公民護照，但原來不是，共有兩個人，就是鍾士元和我。他是香港出生的，他當時手執的是英國公民（海外）護照（BNO，British National Oversea），剛開始的全名是英國屬土公民護照（BDTC，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y Citizen），他也不領英國本土公民護照，但當時我也不知道的，在他退休的時候我才知道。我說他真是好本事，他說我任何香港的護照都不領取，包括BNO，我說為什麼要領呢？他說我手執的CI很不方便，尤其是到別的地方旅遊。我有一個排斥入籍外國的想法，原因是在美國讀書的時候，也感受到多多少少有點被歧視，就算他們沒有說，歧視還是存在的。我在這家公司工作的時候，有一次，公司要調人到阿特蘭大，我也不願意，我是香港人，我不去，所以人們覺得我愛國。

到現在為止，我都是拿特區護照。最困難的是加入行政局，我真的破了它的歷史紀錄，那次尤德在1985年經過外交部，和外交大臣賀維商量好，才令我成為香港殖民地歷史中唯一一個沒有領取英國護照但又在行政局工作的人。另一是因為我說我只肯在行政局宣誓向香港人効忠，即是可以宣誓効忠香港人。因為行政局又要保密，又要和中方談判，但當時我對中國有點認識了，經常上去內地，所以成為例外。港督要先跟國務院和外交部澄清，讓一個手持CI的人可以加入行政局。剛開始他說不能做，不能做就不能做吧，我是這樣回應尤德的，他跟我很熟絡的，因為他到北京前後經常找我的。

我現在已73歲，快74歲了，在這個過程中，有那麼多機會，甚至為香港人5萬個家庭，跟戴卓爾夫人反面，我怎麼也不去領取英國本土公民護照，現在應該還有個編號（number）的，他們告訴我英國外交部有個number是我的，你說得出那number，就立即給你和你的家人英國本土公民護照。

鍾士元

鍾士元是另外一人沒有領取的，他說了一句令我印象很深刻的記憶，他說：「如果我領取了英國本土公民護照，在鄧小平面前，我不敢反駁他。我在香港出生，所以我是英國屬土公民，這不是我的選擇，是我父母選擇讓我到什麼地方出生。」他不領取英國本土公民護照，是要在中國人的面前站得起來，不是為了自己。現在他不旅遊了，手持的是香港護照，跟我一樣。他是香港出生的，在港大學畢業，他97歲，比我年長差不多23年，我現在每個星期二都跟他吃飯。

我很尊重他的原因是從那一次開始，他教了我很多，當時見鄧小平的時候，因為記者還在，鄧小平說的第一句是歡迎香港各界知名人士，鍾跟他說：「鄧主任，我們不是知名人士，我們是代表行政立法兩局來跟你談關於香港前途的問題。」為了香港知名人士這一點談判了很久才上去，誰知鄧小平一開始便說了，說了不久，說完了自己想說的東西便離開了，他自己走了，鍾士元他們說不了幾句。就是那次，鄧小平在內部說他們是「孤臣孽子」，新華社安排他受罵，總之孤臣孽子的稱號是這樣來的。

那次一起去的是行政局議員，本來立法局首席議員是羅保，但中國不歡迎他，因為他是葡萄牙籍，上京的是利國偉、鄧蓮如和鍾sir，鍾sir就是行政局首席議員。當時沒有選舉，鍾說代表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來跟你鄧主任談香港前途問題，鄧小平立刻面色一沉。其實當時我們只是為了香港前途，沒有別的用心。要是我們知道中國發展成現在這樣，要收就收，你喜歡留在這裏就留，只是大家政見各異而已。

新形勢新任務

所以我現在還很活躍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不是鄧小平想騙我們，只是後來的官員說的做的很多是欺騙香港人的，例如，他們說提名要讓機構提名，基本法上沒有說要機構提名的，也不是很多人知道，也不知道是怎樣選的，因為沒有經歷過這事，但他們規定不是個人提名，是機構提名。民主派說要公民提名，基本法也同樣是沒有寫明的，是要看你接受的是什麼。我今天告訴你，我預測，泛民是不可能取得提名的，做不到候選人，他有一套方法。因為我通過一些接觸和研究，了解他們堅持機構提名的原因，因為太長了，今天不解釋了，研究出來的我相信連林鄭月娥也不知道。

還有我預測到時候香港多數的立法會議員，包括民主派，一定足夠最少票數通過，最少民主派有多於三分之一的人，約差不多10人是贊成的，因為當有兩碟東西放在你面前，你要選擇比較好的一碟，其他的沒有了，大家主張的公民提名沒有了。為了這問題，我請教鍾士元他老人家如何應付這情況。他說我們有一個歷史任務，一定要出來說真話。

我們對這次直選爭拗的觀點很簡單，不是真普選假普選的問題，是鄧小平答應的是能否兌現，而不是開空頭支票。我很簡單，並不是反共，本來是沒有公民提名的，在基本法中是沒有的，但也沒有機構提名這四個字，為什麼這個可以但那個不能呢？這是解釋不到的。梁愛詩是副主任，而我不是，所以現在沒有辦法去挑戰他們，只能說你不要欺騙我們，別以為香港人是傻的。最近，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也公開承認，機構提名並非基本法原文。

青年才俊團

有關80年代青年才俊團訪京一事，當時是新華社1983年2月來找我的。因為1982年戴卓爾夫人答應中方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前途問題，其實當時還沒開始，中國心急，我們當時有三個比較年輕的立法局議員，我、張鑑泉和周梁淑怡來往較密，新華社叫我組織一個有各行各業比較年輕的人，全都是45歲以下，組成一個團去訪問，代表新華社接觸我的是李菊生，他是第一副社長。

我要求我可以選擇找誰去，總之共12個人，不能說誰可以去誰不可以去，因為這樣的話我很難交代，他答應了。我們主要的目的在立場書上也寫了，就是主權換治權，才能穩定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的形勢。當時不少團員都不是議員，如李柱銘、李國能是最年輕的，當時好像是35歲，還有一些商界，如永安的郭氏兄弟，為了要找不同背景，還有傳媒，遠東經濟評論的李丁金，現在唯一一個找不到的，可能已回到新加坡了。各行各業中間，我也不知道後來誰會被委任成立法局議員，如何承天，總之在他的行業中，大家都尊重他的意見，也可以接受政府諮詢。李菊生沒有要求我保密，若是保密，我也不願意，但他的安排和我們的要求是不同的，他安排見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中國共產黨書記處第一書記。

我以為見的是秘書，還錯誤理解他是從廣東回去後，幫中國共產黨管檔案的，原來書記比局長和部長大。抵北京後他們說中共的書記處第一書記習仲勛來見你們，我很不高興，向魯平表示不高興：你們本來答應讓我們見國家領導人的，我想見趙紫陽。他說趙紫陽非常忙，未能抽空接見我們。後來是程翔給我解釋的，整個過程他都在場，他說書記代表的是黨，黨比政府大，所以你別亂說書記不夠高級，習仲勛在黨內地位很高。習仲勛為人比較真誠，我也知道他文革的時候被毛澤東批鬥過。

上北京後，才了解他們的目的：原來中英還未正式為解決香港前途開始談判，北京心急了。他們最後一句告訴，你回去跟港督說，英方本來答應了要定日子，因為當時而是1983年5月，談判還未開始，他的意思是我們一定要告訴港督現在的情況，他希望英方盡快開始談判。還有一句，就是如果不盡快談判的話，以鄧小平的處事方式，中方會單方面宣佈如何收回香港。

我們本來就希望提出主權換治權，他問我們是什麼意思。結果中英為解決香港前途的談判7月開始了。原本是這樣的環境下才請我們上去的，大家的目的不同，我們以為撿到便宜，他們願意跟我們談，其實就是叫我們當傳話人。我們提出的立場書清楚有寫的，最好把收回主權限期押後30年。30年後內地生活程度提高、雙方了解加深之後，就可以收回主權。這建議等於從原來租借新界的99年加上30年，所以鄧小平說他不是李鴻章，不能當中國的李鴻章。

青年才俊團成員的後來發展是另一回事，當然不知道李國能後來會做特區的首席按察司，當時李柱銘也不是議員，他要等1985年才選進去的，他剛卸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不久。

李鵬飛談香港回歸爭拗的回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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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鵬飛：英國早於70年代已知悉中國會收回香港

本文摘自《我們走過的路 ──「戰後香港的政治運動」講座系列》一書，關永圻、黃子程主編，本社獲授權轉載，僅收錄專訪部分內容，全文請參考該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