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補習學校

9月，學校開學，許多補習學校在主要報章頭版刊登整版廣告。前數周本欄提到公開考試的功能，難免要論及補習學校，否則，好像迴避了一個很普遍的社會現象。

補習，在香港從來就是一種社會現象，成行成市，供應與需求都不缺乏。筆者70年代末在一所名校教書，同事中，就有不少當時一所補習名校的名師。那時，這所補習學校已經採用市場機制，論功行賞：按照選讀學生的多寡，配給相當規模的課室，超過某個學生數目，收入對分。一位同事，愈教愈紅，他的補習收入，比他高級學位教席的收入還要高。

最近十多年，香港的大型補習學校，逐漸採取了時髦的包裝、明星式的制度，充分運用現代媒體的宣傳手法，塑造了與傳統學校截然不同的姿態，形象煥然一新；加上課程「3—3—4」改革，比起正規學校，他們較少包袱，瞄準考試的要求，標靶式服務，在公開考試（DSE）似乎表現不錯，更加壯大了補習這個行業。

補習學校蔓延全球

但香港並不孤立。20年前，在哈佛開的課「教育研究中的文化視角」就提到，校外補習是東亞「筷子文化」社會的共同現象。日本的「師塾」（juku）、韓國的「學館」（hakkuan），與華人海峽兩岸四地的補習學校不遑多讓。日本的高中生，很少不經過師塾的，傳統師塾那種近乎地獄式的操練，記載甚多。

當時令筆者吃驚的，是韓國的補習學校。韓國每天課時比較長，往往五六點鐘才下課；學生上學館補習，往往弄到晚上十點、十一點；不足之餘，於是轉戰早晨，不少學生早上五六點就掙扎起床去上學館補習。

當然也不止於東亞儒家社會。記得1980年代膾炙人口、Ronald Dore 的 Diploma Disease（《文憑病》）一書，其附錄的電影，就有斯里蘭卡的孩子補習的鏡頭——富的私人補習，窮的到臨時借用的廟宇大規模上課。亞洲各地，莫不如此。

沒想到，近十幾年，補習這回事，已經幾乎遍及全球。筆者年前曾經報道過，由於政府對21世紀技能（21st Century Skills）的鼓勵與資助，美國的課後活動（after-school activities），近10年如雨後春筍，幾乎是從無到有。但是最近兩三年，情況又有變化。許多老師告訴筆者，由於標準化測驗的壓力，學校為了學生成績達標，被迫在正課學習上面加強補習，於是許多與正課無關的活動，都被擠掉了，課後活動大部分變成了補習。其他西歐、東歐、中亞國家也有補習學校蔓延的趨勢。

可見，補習這回事，是教育大體系裏面不容忽視的現象。過去對於補習學校，看法大多數是負面的，有認為補習學校專攻考試，不算教育，因此應該鄙棄；有認為補習學校破壞了學生的生活和健康，彷彿是鴉片，導致學生離開了正途；也有正正經經地認為補習學校衝擊正規的學校教育，政府應該限制、監管、取締。我們的學者中，採取最後這種觀點的不少，有些國際機構甚至推動這種觀點，提議各國政府對補習學校採取行動。

但是也有不少學者認為，補習學校是一種社會現象，很難以行政手段取締或者限制；有需求、有供應，很難怪罪任何一方。

這裏舉一個實例。大概是2002年吧，日本的教育當局（舊稱文部省）打算取締師塾，作為教育改革的一大項目，但是卻遭到教師組織的強力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是：「假如取消了師塾，那麼考試的壓力，不是完全要我們學校來承擔嗎？校內的許多正當活動，不是因此會受到擠壓嗎？」大意如此。當時聽了有點覺得怪怪的，現在就愈來愈覺得教師有道理。

功兮過兮一言難盡

筆者想法的轉捩點，是2010年為美國一個基金探索上海 PISA 成功的原因。PISA 採用的是不依靠記憶和知識儲存的、考驗學生能力的、比較先進的測驗。本來不識PISA 的教師，聽了以後，都說：「我們校內的評估，不也是差不多這種模式嗎？」這也許是上海 PISA 成功的原因。於是筆者繼續問：「那麼，豈非上海學生的應試壓力很小啦？」不論教師與領導，都馬上搖頭說：「不！應付高考是另外一回事。」高考也就是為了進大學，是風險最高的公開考試。

馬上就明白了：原來上海的學生是「雙槍將」，在校內正常的學習，尤其是一直到中學低年級，他們面對的是正面的、先進的、認真促進學習的測驗（算是「素質教育」吧）。到了高年級，臨近高考，他們又要征服幾乎純粹為了擇優淘汰的公開考試（也就是「應試教育」了）。

悟出的道理是：「學習」與「應試」是兩回事。「學習」是為了培養能力，構建知識，準備長遠的未來。「應試」，則是要在高風險的答題競賽中，贏取高分，爭取「出線」。

如周前所述，公開考試有它的社會功能。公開考試是社會的一道關，按照社會的需求，是要評優劣的（雖則按原理說，現在的公開考試，是基準參考的 criterion-referenced）。社會會根據這些成績，選拔一批人，淘汰一批人，是高風險的；要通過這道關，單是擁有知識與能力就不足夠，就需要標靶式的準備，於是針對考試的補習學校，就應運而生。

高壓考試標靶準備

也就是說，補習學校的存在，是因為公開考試的性質；公開考試的性質一天不變，補習學校就會一天存在。

「學習」與「應試」，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活動，因此需要不同性質的準備。進一步說，「學習」是必要的，是「應試」的必要條件（周前不是說過，教師也會有「不考不教」的傾向嗎）；沒有了學校遠水長流的「學習」，學生的知識就不足以「應試」。但是單靠正規學校的「學習」，又未必能夠充分地為學生準備「應試」。「補習」，就是補充學校的學習，目的是為了公開考試成功。

這麼一說，一定有人反對：「豈非說，非要上補習學校才能 DSE 成功？你是不是拿了補習學校的佣金，在替補習學校做廣告？」非也。實際上，還有許許多多學生，是沒有參加過補習學校，就在公開考試取得好成績，進入了心儀的大學。這就是說，學生要考得好，完全可以不需要補習學校。

但是，又必須知道，參加補習學校，不是因為嫌學校不好，而是希望多打一些「補針」，爭取高一點的分數。君不見許多名校的學生，都參加了名牌的補習學校！換句話說，許多名牌補習學校的高分紀錄，靠的其實是名校的學生！

最近一期《北京大學教育評論》，有數篇有關補習學校的論文，其中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梁亦華研究了香港私人補習的種種，相當全面，值得一讀。論文的題目就是「互補還是挑戰？」

程介明

香港大學榮休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歷任教育學院講座教授、教育學院院長、副校長、校長資深顧問；並曾任學生宿舍舍監18年。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等客座教授；1996至2006年哈佛大學教育研究院任訪問教授。曾任中學教師、校長；1987年獲倫敦大學教育研究院哲學博士，專攻教育規劃與教育政策。歷年學術著作近千，另有數百在各類國際學術與政策場合的主旨報告。在香港《信報》、《上海教育》與西班牙Escuela撰寫教育評論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