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廿年間有江湖傳聞，孫中山曾經流落美國，潦倒到要在餐館「洗大餅」（做洗碗碟工作，西餐餐碟形似大餅），時為武昌起義當日（1911年10月10日），不少人信以為真，更有傳媒「名嘴」多番公開重述此則訛聞。試想想，當時已是4、50歲的革命老將、且有西醫學歷及實際醫生工作經驗的孫中山，會為了生計在餐館「洗大餅」？
以訛傳訛 籌款變成「洗大餅」
始作俑者是美籍唐德剛教授（1920－2009），他的散文隨筆集《晚清七十年》（遠流，1998，主要是1990年代他在臺灣發表過的文章），當中對孫氏有頗大篇幅的辛辣評論。最要命的是，唐教授「隨便隨筆」且繪形繪聲（有台詞、道具、走場動作），複述了好友盧琪新的家族故事：話說武昌起義當日，「老孫」正流落在美國內陸小鎮丹佛（Denver），在盧父（瑞連）開的一間餐館打工當企檯（餐館侍應）。後來以訛傳訛，有人再貶多一級，企檯變成「洗大餅」！
已有考究（習賢德、封從德、沈衛紅等）指出唐教授資料有誤，孫氏在武昌起義當日，是在奧格登（Odgen）小鎮，且有信件為證，稍後才到丹佛。只不過，這點尚未能推翻唐氏大砲之言，因孫中山最終確有到過丹佛，教授仍可說「老孫」有在盧家餐館打工之可能。關鍵不在乎日期上的差誤，而是在於孫中山此時的行蹤，他為何會去丹佛？
1911當年，是清王朝氣數已盡、奄奄一息之際，光緒與慈禧已在兩年前相繼死去，由三歲的溥儀繼位，是年4月便是轟轟烈烈的黃花崗之役，6個月後便是武昌起義了。孫中山此際是為了配合國內的武裝行動，巡迴加美兩國百多個城鎮（孫本人在此行到過約卅多個城鎮），為革命大力籌款，給予清王朝致命的一擊，2月至4月間（黃花崗之役同時）在加拿大共籌得11多萬加元，9月、10月兩個月在美國更籌得14多萬美元。孫中山只是途經丹佛，並不是短或長住。下圖是筆者綜合各方史料，繪出孫氏當年的籌款行程：
當年汽車和公路尚未普及，跑埠主要靠火車、馬車或內河船，行程極度緊湊，每站的停留時間平均只得一兩天，亦要開台演說，在丹佛的兩晚一日中，便要在一間「中國戲院」發表演說，何來會有時間去餐館打工？籌款活動是大隊人馬，丹佛一站亦不例外，「老孫」離大隊獨自去做半日企檯，天方夜譚！
孫中山此行是經過周詳策劃的，旅費是得到洪門籌餉局全力資助，經濟上絕無問題，動身前已用了多月時間在美國西岸做準備功夫，包括聯絡各地洪門分會，且以洪門總會名義，大事廣登華文報紙預告行程（當年舊金山報紙，行銷美加各地華埠），所到之處，皆有當地洪門手足照顧，在各大埠必安排多晚在酒家設宴與華僑聚餐、在會堂公開演說，個別城鎮更有華僑群眾和儀仗隊在火車站迎送。
清廷一直高價懸賞孫文的人頭，此際經黃花崗一役便更然，而亦有足夠史料顯示，當時連康有為之流，亦可能對他有殺機，為了人身安全，洪門中人便精選貼身保鏢給孫全程護航，單是保鏢費用，加國一程便高達平均每日65加元（黎全恩教授語），事後孫亦有信函（1911年5月7日）回謝加國保鏢之一謝秋。是次美國之旅，更有黃芸蘇（1882－1974）全程陪伴打點一切，黃是台山華僑，亦是當時美國同盟會和洪門籌餉局負責人之一，日後會隨孫回國服務、且成為國府要員。
孫中山所到之處，多下榻當地高級旅館，每日房租高達2至5美元，在丹佛住的更是頂級豪華大酒店 Brown Palace Hotel，當年美國塔虎脫（Taft）總統，便剛在一星期前「落難」於此。該酒店今仍是丹佛頂級名店，內有展出昔日孫氏停留的文物，包括入住登記資料。而各地熱心華僑，亦曾多次贈予孫氏過百元之程儀／盤川，他便將此額外捐贈撥歸革命軍餉。在丹佛的「中國戲院」演說一次，孫中山便能籌得1000美元，唐教授筆下那位「老孫」在餐館打工一天，以當年標準工資計，只得一大美元而已！打工之說，不攻自破。
大膽假設有餘 小心求証不足
丹佛的舊唐人街早已湮沒，該市華人人口不大，現亦無個像樣的華埠，當地華人史料更蕩然無存。盧琪新的家族傳聞，只是個美麗的誤會，唐教授亦無相片或出粮單據以茲證明。孫文如真的要落難在美國，他的第二故鄉夏威夷應是首選，雖然孫眉已於年前回流返香港，但檀島乃孫中山成長和熟諳之地，和仍有眾多家境不俗的親友可投靠（美國本土不是、更何況是內陸小鎮），且只他一個人，生活費用有限，絕無在唐餐館當企檯或「洗大餅」之必要，如真的要賺取外快，當可在唐人街無牌行醫。
其實，盧琪新之弟盧琪沃牧師（曾在臺北的凱歌堂擔任神職工作，該教堂是蔣介石夫婦做禮拜的專堂），在《晚清七十年》出版前十多年，已披露了一個較合理和可信的故事版本（《孫中山與美國》，習賢德，上海人文，2008，盧牧師版本已於1986年公開），孫中山與盧瑞連是香山舊識，更可能是親戚（唐德剛語），孫只不過曾在盧家餐館用午膳，而由於時間倉促，婉謝了盧為他設宴洗塵／慶功之好意。盧琪沃更清楚憶述，孫中山在領眾祈禱時，特意引用新約聖經腓立比書第四章、第六和七節，感謝神的恩賜。
綜合上述各點，足見唐氏此則傳聞荒謬之處，「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証」嚴重不足，可見學術權威亦不可隨便輕信。孫中山史料汗牛充棟，唐教授無可能不懂得考證，他更在《晚清七十年》的自序中，煞有介事引其恩師胡適的名言『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這次唐教授是胡塗了，只有半點證據，便說了十二分話！
唐教授的大作不是人人讀到，但傳媒「名嘴」對公眾、尤其是對年輕一輩影響深遠，他把教授的遊戲文章當作真理，自己無做考証便人云亦云，更不斷在傳媒上復述此說，這是違背了一個知識學人的良知、一個傳媒人應有的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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