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同心教育基金全資贊助，教育評議會教評心事的同工同心執筆，灼見名家的協力支持，合力出版《校長也上課》的第四集，取名《教育同心橋》。港情、國情、世情，一而三，三而一，願教育界同心相應，橋橋相通！
特區政府的青少年政策需要做根本的改革，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的出路。教育界也任重道遠，如何讓學生裝備好迎接不確定的未來，每位老師都有一份重要的使命。
「涅槃重生」的傳奇經歷，證明只要將磨難和痛苦化作砥礪前行，無論是醫學無奈的先天病，慢性病，衰老病，還是老弱病殘，都有不藥而癒、返老回春的可能，都可以走出超凡的有價值的生命。
當時我正在摸索學術門徑，米爾斯不啻提供了一副指南針：原來學術與生命是不應該割裂的，而是彼此活在一個同心圓內，由內向外擴張，連成一脈，個人的心路歷程不斷與社會結構有機互動。
我在YouTube的經驗，為我打開獨特的一扇窗，讓我得以窺見，人與影片之間隨着時間推移而演變的關係，如何以我們不見得總能察覺得到的方式，影響日常生活。
我們不否認《詩經》的本質是文學的，但同時必須清楚《詩經》的雙重身份，她既是「詩」，也是「經」。
我在思考決策時，喜歡用悟道來形容，悟，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個字。這其來有自，因為走到最後，你會發現關鍵不是跟對手比，而是跟自己比。
我很早就知道哈佛巨大完美的殿堂中，有這麼一個小角落，負責如此現實的人生大事：哈佛畢業後的工作機會。
廣州是售賣廉價仿造品的一個主要地點，這些商品出口到南亞、東南亞、拉丁美洲、尤其是中東及非洲。那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商人在此貿易中角色非凡，當中人數最多的是非洲人。
我在寫完《人類命運的演進印跡和路程》一書後，腦海中經常浮現一個問題：是什麼動力驅動着人類命運的演進呢？
傳媒人最重要的責任是追求事實和真相，書內每篇文章均見紮實的資料搜集，因此好的傳媒人是為明天書寫歷史，而這些數據無疑還可成為學術研究的基礎。
《番書與黃龍──香港皇仁書院華人精英與近代中國》一書談及此學府對中國近代化之貢獻。透過研究皇仁校友的歷史，見得這個精英搖籃與各方面的國家發展，有密不可分之關係。
饒戈平新作《與時偕行──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在香港的實踐》取自《周易•益•彖》中的「凡益之道，與時偕行」之語，寓意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成功實踐及人們的理解認識，都處在不斷發展深化的過程，需要不斷提升。
赤壁之戰所發動的火攻，是否就像電影與小說中所描述般，足以徹底地摧毀曹軍，由此決定整個戰局的成敗？其實在這件事上面，還存在着不少可以爭議之處。
如果生、老、病和死都是「自然」生命旅程，如果科學與科技都「自然」地自律向善，可能就沒有生命倫理問題。
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運動，來得蹊蹺，去得古怪，中國命中有此一劫。十年辛苦遭逢，最後才發覺，沒有任何人從這場運動中得益，文革留給我們的，只是災難和負資產。
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來自甘地的訓勉。祖父會為今天充斥着憤怒的世界感到悲傷，但他絕不會因此絕望。
運動雖然重要，但不可以無節。既要睡眠充足，又要涵養精神。
很多研究顯示，成功不但和能力有關，也和自信息息相關。如果你想成為變革的推動者，特別要注意這一點。因此，我擬訂了一項計劃，努力把自己推到舒適圈外，強逼自己去做最害怕的事：也就是與人交流。
小思老師精於書寫人物，除了良師的指引教誨、照亮人間的名人事跡，其筆下平凡的小人物更是活靈活現。
對六四死難者的悼念，是人類最起碼同情心、同理心的表達，更重要的是對大陸民主、法治、人權狀況的持續關注和表態。
我看到的是，六四屠殺只是極權殘暴的最惡劣展示，之後一直以不同方式展示其專橫，從沒停止。
梁啟超經歷着這一切，同時是這種轉變的積極參與者。他是一位行動者，25歲就捲入百日維新的旋渦中，流亡日本後又參與策劃自立軍起義。他在袁世凱與張勳的兩次復辟中挺身而出，成為再造共和的關鍵人物。
異見──少數人的聲音，也會影響我們。提出異見的人同樣也能說服我們接納非主流的意見，雖然這是場艱難的戰役，但他們能讓我們同意他們。
有些學者根據和參考新出史料，撰寫通史性質的中國近代史，但以之與郭廷以先生《近代中國史綱》這本巨作相比，總是感覺不足，甚至相形見絀，因而對郭先生的史學功夫和眼力，更不得不由衷欽佩。
在楊過那個時代，指甲鉗顯然還沒有發明出來，人們究竟需不需要剪指甲？如果需要，又是用什麼工具來剪指甲呢？
《字旅相逢》雖然只訪問了15個人，可是字裏行間串連起來的名字，卻不下300個（這得要佩服珍今從訪談帶出問題和帶出人的功力），構成了一代文化人和互相交疊的文化層。
你不需要改造自己也能成功做到持久改變。你只要了解如何讓人持久改變的科學，並且創造一種與你個性切合的程序就行了。這本書談的就是這個。
今時今日，經濟全球化是個不斷被提及的現象，社會與社會之間、人與人之間愈來愈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t），而這種跨國的互相依存對無數人的生活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
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思考國際政治問題可以呈現另類的政治可能性，改變我們原來習以為常看世界的方式，此亦是政治哲學的其中一項重要任務。但這些可能性會否過於樂觀或者烏托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