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覺，主張「攬炒」的人，不但打算把香港的經濟弄到萬劫不復，還打算在政治上也來一次玉石俱焚。
我認為：孤立地去調查「反送中」事件是沒有意義的。最徹底的做法莫如重新檢討《基本法》，成立《基本法》修訂委員會，收集民間意見後，交人大拍板。
如果不設大台是運動背後的策劃者的刻意安排，那就更有點不負責任。
示威者要求政府必須接受全部五項要求（我數落有六項），缺一不可；但政府覺得已作了主體上的讓步，不打算再接受城下之盟。這樣僵持下去，香港人需要付出的代價很大。
我估計，北京會先讓反對派得逞，令有些不知好歹的激進派愈做愈過分，漸漸失去民心。歷史的經驗證明，大規模的全民對抗運動是不宜長拖的。拖長了，人民就會想恢復正常生活。
反對派要爭取的是，政府願意認低威，以後要讓他們說了算。只有奪得話語權之後，他們才有機會叫林鄭下台。
三項分歧現在談不攏，不代表以後談不攏。中國應該明白，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已變，已沒有可能回到開戰前的狀態。
被「反送中」撕裂的家庭，應透過增加溝通，希望可以逐步達致和解，因為若果只是避而不談，分歧就會在背地裏不斷擴大，下次衝突的時候就會更難收拾。
群眾不懂得思考，只曉得盲從。他們會趁人多勢眾的時候去幹一些自己一個人不敢做的事，而這些事大都是壞事。
選擇在香港與中共對着幹，只能對中共帶來麻煩，卻沒法為香港帶來實利，甚至有機會破壞香港原先還有機會保得住的「生態環境」。
在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路上，西方走得比中國快，香港亦走得比大陸前，所以大陸要拉香港回歸就十分困難。
北京政府卻沒有李光耀那麼實事求是，沒有老老實實告訴香港人，北京能給香港人的，只是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指導式民主，由中國共產黨在背後拉線，而不是以個人意願為依歸的，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
香港現時的問題已非只是對《逃犯條例》有分歧那麼簡單；而是出現了憲政危機，導致特區政府的認受性不斷受到挑戰，對單一事件進行獨立調查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所以必須重新檢討回歸以來整個一國兩制的定位與立論。
在民主社會，政治領袖如在重大問題上受到挫折，不引咎辭職，也得退位讓賢。但香港是特區，林鄭上面還有一國的領導人，林鄭即使想辭職，也得等中央領導人發落。
市民看得到公屋輪候冊上有27.2萬在排隊，而居屋的入表申請戶更有32萬戶，而政府卻只打算把每年的建屋目標定在55,000個，市民怎會覺得政府有意思去解決房屋問題。
現實是香港的整體環境還未如年輕人所描述的那麼惡劣，反對派只有條件動員理想主義的年輕人搞騷亂，卻沒法發動相對現實的成年人搞革命。
反對派令《逃犯條例》胎死腹中，中共會認為香港的反對派已被外國的反華勢力滲透，已變成一股「反革命」力量，必須認真加以對付。屆時中共對香港的猜疑就會愈來愈重，政策會收得愈來愈緊，香港走的路就會愈來愈窄。
群眾的眼睛並沒有如想像中那麼雪亮，他們很多都只曉得考慮切身利益與眼前需要，而忽略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與全局方面的需要，結果他們很容易被政客所蠱惑，最後作出了一個非理性的選擇。
人生不能光以收穫多少來衡量，而是更在乎你是否努力過，並且為此而付出過犧牲。若是沒有犧牲，即使獲得多大的收穫，也不會覺得有多大的意義。
中國拋售美債，美國可以由聯儲局出手吸納，減低對金融市場可能造成的即時衝擊。但中國若減持美債後，就不一定可以找到更穩妥的儲存財富的方式，甚至可能自招損失。
在地產交易過程中會出現的曲折，亦一定會在貿易談判中出現。作為代表國家與人民去與別國談判的官員，亦一定會使用「縮沙」與「反價」的方式，設法移動對方的底線。
這個世界並不完美，要提出一套更理想的改革方案並不難，有人追求民主，有人追求經濟上的公平，亦有人追求環保，都可以高舉「達義」的旗幟，若各自都以佔領馬路的形式，企圖「違法達義」，社會一定不得安寧。
緬甸民間大多數人為口奔馳，熱衷於搞政治的並不多。以為由人民選出來的政府，當然可以解決人民需要面對的難題。但很多舊政府沒法解決的問題，新政府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可以解決。
近期，香港的店舖租金就接連大幅回落，原因並非業主大發慈悲，而是因為內地大力打貪，以及零售業備受互聯網電商影響所致。可見業主一樣要接受市場的制約。
相信政府寧願選擇用換地的方式，要原居民去政府指定的地方建丁屋。法庭只是說原居民沒有權利非要政府與他們換地不可，並沒有說政府不可以為了行政需要而選擇與原居民換地。
美國人不用生產，也可以印鈔消費，歎世界，不亦美哉？但養成這樣的習慣之後，就很難「返轉頭」。所以這個世界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壯則老」，強到某一個程度就必然會轉弱。
早前全球股市一概大幅回落。我懷疑這次股市大跌別有他因，而這個原因很可能是中美談判出現了阻滯。
美國已無法完全控制聯合國，而自己國家的議會亦意見分歧。這種情況已令白人優越主義者感到危機正在逼近。
香港不少知名環保分子，同時又是本土派的積極成員。不宣揚人類的博愛精神，而是挑撥外來人與本地人的猜忌與仇怨。把外來人的「入侵」，視作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
政府一直有使用私人市場的物業，不過以前多數租，較少買；但租樓要面對不斷加租的威脅。對社福機構來說，是一種無休止的負擔。也許政府因而想趁財政有盈餘的時候，把物業買下來，一勞永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