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香港法律制度或者《基本法》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紹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有了這些基本的法律概念，大家才可以開始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
「在談香港法律制度或者《基本法》之前，我先向大家介紹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有了這些基本的法律概念，大家才可以開始了解香港的法律制度。」
如果我們團結一致，就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系、文化歷史最大的軟實力，不要低估這股力量；若我們不團結，最得益的，將是我們的競爭者。
新加坡在全球招攬優秀學生，並視此為長遠的外交政策：留學生歸國後可能登上位高權重之位，而當他們想起新加坡時，會帶有好感，不會建議損害新加坡的戰略。這就是國際視野與策略的問題。
今天，我來跟大家探索一個問題：我們都是身為「香港仔」，在港長大，熱愛這片土地，究竟香港往何處去？特別需要關切的是香港的教育。我們要做什麼，才能保持香港的優勢，讓這城市不至沉淪？
「佔中之所以發生，是出於回歸十多年來管治有缺失，社會、經濟、民生發展都停滯不前，不是純粹因為普選……我認為，政府要打破目前管治的困局，既要解決土地問題，培養更多尖端人才，也要改變運作模式。」
很多製造業東主在內地賺夠錢後，便返港買房屋、股票，生活不錯，但對香港的產業發展貢獻便減少了。香港的經濟角色改變，很多手握資金的商界人士，表示除了買房屋、投資股票外就不知有什麼作為。
這次政改以及佔中，特區政府是失去了整代年輕人，大約八成的年輕人，都出現信任及信心的問題。所以投資在年輕人的多方面發展相當重要——尤其是香港的教育……
唯有寄望香港採用新加坡式的房屋政策，改變建屋後的分配，保證每名香港永久居民都可租賃或購買250—350平方呎的公屋單位，讓一般巿民負擔得起房屋。政府亦可給予資助，私有化現有公屋單位，這樣才能紓緩深層次的社會不均，消弭背後的不公。處理好基礎層面，就可望解決政治問題。
香港需要loyalty opposition，意即與政府意見相反，但在建制下有合作空間的反對派。從這方面來看，泛民有可能兵分兩路：一派繼續對中央有意見、政治主導，另一派以改善民生經濟為焦點。我認為，只要雙方態度務實，行政、立法之間還是有空間處理一些議題的。
曾蔭權推出「六大產業」時，社會上未見市民熱烈討論；到了梁振英宣布結束「教育、醫療」兩大產業時，大眾又似乎毫無異議。若是制訂政策時，以由下而上方式實行，則各項政策必有既定民意支撑，即使政府換了班子，亦不敢貿然煞停上任決策，如此一來，政策可持續性自有保證。
董建華任內推行了多項政策，關於產業政策的想法亦非常豐富，比如說1997年，他甫上任便提出香港要成為產品發明中心。可惜的是，十多年過去了，香港似乎仍離產品發明中心很遠。
我與很多年輕人討論，不只是要考慮2017年的問題，對他們來說2047年是個更現實的問題，要考慮香港的未來，令一國兩制有較健康的發展，對2047年有好的前景。在這方面出發，我們是不能迴避政改問題。
二十一世紀的香港、台灣、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開啟一個大傾聽的時代。傾聽自己身邊的人，傾聽大海對岸的人，傾聽我們不喜歡不贊成的人，傾聽前面一個時代殘酷傷害、故意掩藏的記憶。
我們發現了另外的規律，開創了新的管理學科，叫做生意學。綜觀各行各業，企業要成功只有八種方法——有人說有第九種，叫作離婚，很多人一離婚就有錢了，但這不是創業或創新的方法，所以我們不計算在內。
我們去圖書館看所有 management 的書，發現原來全世界的商科學校，包括 HKMA，都只是教你如何管理，而不是教你如何賺錢，更沒有教你如何賺賣鴉片的錢。再仔細看看，management 教的都是 planing、organizing、directing control、leadership，就是沒教如何賺錢。
中印關係長期良好，是我們應該努力實現的目標。中印兩國不會因為關係太親密而予人困擾。中印之間有相互引力，卻是兩極；多極世界會因此更穩定。這種格局下，小國便有更大的行動自主權。
印度的特點，使美國絲毫不感覺印度有威脅。美印之間，也未有類似朝鮮戰爭或越南戰爭的歷史事件。印度推廣英語與和盎格魯-撒克遜制度，使之在某些方面比中國更似西方。也有人稱印度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儘管說的人語氣中往往透着屈尊俯就的意味。在英語國家，印度人在商界、國際組織及學術界擔任要職，從政人數也日益增加。非居民印度人形成的人際網絡是印度的一大資源。
中印復興，西方獨大之勢必然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多極化格局。多極並存，將是本世紀最顯著的特徵……
這個大概說明，在這個時候，當然也難怪世界已經拉不動中國，因為中國規模太大了，只有她反過來拉動世界。靠外貿的增長來拉中國經濟，已變得愈來愈難，因為她體系太大了。
120年前的甲午年，中國在東亞的地位突然地被擊潰，被日本取而代之，就是120年前，然後就是誕生了割讓台灣的馬關條約。120年前的甲午年，中國曾經是東亞最重要的一個領導者；120年之後（就是去年），一連串象徵歷史分水嶺的大事，紛紛一起湧現。我想也不是中國大陸領導人刻意規劃的，但它就這樣發生了。
我認為台灣跟香港兩地都需要補課，我們的功課做的不夠，我們應該去思考各種的可能性，然後再來思考我們應該如何自處……
如果能把儒家跨越時代的部分跟憲政民主相結合，也許會有一種稱為 Confucian Democracy （儒家民主）的東西出現。這東西如果真的出現，我相信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一個發展的里程碑，也代表着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並沒有因為進入現代而將之放棄，只留下些倫理學而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地位。
如果我說儒家說得那麼好，我們就必須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儒家沒有在現代社會更加發揚光大？為什麼我剛剛所說的儒家政治，沒有在今天可以看得到？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對什麼是政治的統治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各位想想，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於自己的統治階層，就是現在的行政首長或者民意代表，或是地方政府的官員，我們不是常常會這樣覺得嗎？如果說一個官員，他自己三申五令要求他的部下不要遲到早退，他自己卻遲到早退，會是怎樣。如果他要求部下不能貪污或接受款待，但是他自己卻非常貪心，亦沒有人會服他。這種事情，用儒家的道理來說，其身不正的話，怎講也沒有用。
現代的大思想體制，不管是中國大陸講的馬列主義或社會主義，在台灣的西方自由主義，或是兩岸朋友都使用的民主主義，還是現在很流行的後現代思潮，我們都知道，這些不同的思想體制，分別都有它們的訴求，甚至有共同的地方。但是有沒有思想像儒家一樣，在廣大的學校當成教育，或是在日常生活中，跟我們的父母及朋友，跟我們的老闆及員工，跟我們的師長，作為互動的根據？
我自小就跟隨父親移居到多民族的馬來西亞，走到一個多民族的學校裏，要與不同文化和種族的同學溝通，學習融入的技巧，我通過自我摸索和學習，很快就適應下來，而且還在學校當上了領袖生，所累積下來的經驗，有很大的啓發作用。
騰訊主要創辦人馬化騰：「有時候，其實你什麼都沒有做錯，錯就錯在你太老。我們最早看到 Snapchat，外國13到18歲小孩在用，我們的高管裝了之後覺得好傻好無聊，看不到價值，只投了一點，後來漲得很快……」
這兩年的過程中，如果哪一家公司沒有轉型成功，基本上就出局，即使強大如微軟也不能倖免……這個變化是觸目驚心的，無論是多大的巨人都有可能隨時倒下，倒下之後你一摸它，體溫還是熱的。所以再大的巨人前面的路都是如履薄冰，非常難走。
一個企業的發展過程中，會有很多的爭吵和矛盾，但到最後還是因為互相之間的了解和支持，可能吵完架後第二天又和好，又開始繼續該幹什麼幹什麼。所以我覺得信任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