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從來就沒有對高教大學有所干預，一點也沒有，這是幾十年的傳統。我在港大的時候，從沒有試過政府要求我們做什麼，完全是由我們自由的發揮，完全是靠學者自己的經歷、精神、學術興趣。
高亞培博士著寫了一本勵志手冊，跟時下年輕一代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讓迷茫青年面對社會不公、經濟不景氣、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的考驗時迎難而上。
中學改制，由七年變為六年，入讀大學，須多留一年，這增潤學年，讓同學有機會去充實自己，認識醫科以外的世界面貌。這人生體驗，對一個人的成長，極其重要。
香港也有隱憂，高校研究水平雖然不錯，但吳校長認為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未必能夠維持現狀。
港大經過這幾年的折騰，元氣大傷，希望新校長能夠帶來新氣象，大學可以減少爭鬥，向前推進。
筆者有幸認識祥安兄，彼此有緣，偶有相約茶敍，話題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收穫甚豐。如今祥安兄離去人間，筆者痛失一位好友。
香港大學任校長譚廣亨；「香港大學一直透過不同的渠道，以知識推動社會發展，當中有也有頼與傳媒建立互信的關係，才能與市民分享知識和研究成果。」
雖知往生是不知什麼時候發生的必然現象，也預計無常是隨時隨地發生。然而，今早得知博學而可親的饒公往生淨土，心中仍不禁黯然。
饒公最感到遺憾的是10年前有一段時間患了中風，如果不是這樣，他表示還可以多做些學問，「我希望保持身體健康，盡我的力量為國家服務」。
小小年紀的錢其濂和她的家人，他鄉當作故鄉，紥根香江，重新出發。不怨天尤人，但對人文情懷和傳統道德有所執着，反映了前輩們面對生活轉折從容應對的態度。
灼見名家傳媒對教育內容的重視，保持我對教育的初心，論對教育的重視，我敢說沒有其他媒體可以相比。這條路不容易走，但有很多支持者和讀者，給我們鼓勵與打氣。
張翔教授與港大校友見面時，提到港大要與本地社群連結，發揮社會影響力，也要向多方爭取資源拓展研究項目，以此回應時代和大學教與學面臨的挑戰。
香港大學校長應有令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歷史使命，而新校長張翔強調推動香港與中國大陸的合作。
張翔說學術自由很重要，每份自由都有責任，而言論自由對於交流意見很重要，不過他認為自由也有限制。
香港大學是一所公立大學，得到納稅人的支持，我們有責任期盼作為校長候選人的張翔教授，以最大的透明度和誠意，和港大師生分享他的願景。
時常自問，行醫的目標是甚麼？精誠所至，是為了令人健康，助人幸福。
在身軀承受苦楚之時，內心卻是不斷掙扎，腦海進行着激烈的戰爭，實在不甘心作逃兵，亦不想有負於數百位贊助好友。
凱普除了進一步研發核酸分子診斷試劑，更已經開始涉足第三方檢驗中心以及幹細胞治療研究領域，逐步形成一個集分子診斷、檢測及治療的全產業鏈高新技術企業集團。
陳繁昌指出，未來要有創業成功榜樣，家長便也不應逼小朋友讀「神科」，因為每個人心中的「神科」都不盡相同。
大學培育人才的前瞻須從使命說起。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適值歷史的黃金時刻去培育人力，肩負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使命。
你最關心的不應是所謂的跑贏人生，而是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找到到達那個地方的路徑。
葉兆輝亦提醒社會各界避免將自殺日常化，避免讓青少年形成自殺是解決問題的正常方法的錯誤觀念。
在政府37年的公共服務，我是一個非常親力親為和一絲不苟的官員；但作為特首，或許我需要看得更闊、更遠。
林鄭月娥：「回顧大學生活最令人難以忘懷的經歷，當然是清華大學之旅。」
體內流着港人血液，卻在星洲生活了幾十年，如今回流成長地，賀子森直言，最大體會是兩地做事效率很不一樣。
可否將數學當作半科修讀，讓有志修讀數學的人可以真正修讀附加數學呢？
商業主義令大學沒有做好教育的本份，欺凌風化事件是大學失去靈魂後的必然墮落。
梁智鴻醫術精湛，早年有「金刀梁」的美譽，今天70多歲仍能走進手術室為病人解難。
時代愈早，手寫招牌愈多，風格也較多樣化，而且出自名家手跡，多少給人主觀上賦予一種藝術交流的作用。
由於報讀人數持下跌，過去五年每年只有一名至數名畢業生，香港大學將於2018至2019年度，取消「天文學，數學／物理學」兩個主修科，令廣大關心教育發展的人士憂心忡忡。其實大學之道如此，中學的命運亦大同小異，高中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因報讀人數每況愈下，早已成為「夕陽科目」；純理科組合「生物、化學、物理」已從舊高中學制的「黃金配搭」，淪為報讀者不斷減少的選項。是學生選擇使然，是社會風氣改變，還是教育政策一手做成？ 資源分配要與時並進 自教育改革推行以來，管理主義之風盛極一時，無論大中小學，教育工作者都要千方百計證明自身是「物有所值」，否則在衡工量值和事事問責之風下，會被斥為不符合成本效益，以及資源配置失當，輕則所得資源日削月割，走上「陰乾」之路，重則面臨慘遭淘汰的厄運。影響所及，大學講師之表現與發表論文數量和學生評估結果掛勾，科目之存亡與報讀人數息息相關。大學如此，中學亦然。自新高中學制後，教育當局大力鼓吹學生自由選科之機制，「市場」力量由此進入中學之門。各科百花齊放，自由競爭，欠缺吸引力和市場前景的科目自然備受冷落，中史和中國文學等首當期衝，數理化等純理科亦面臨厄運。中國文學和中史在會考時代分別有一成一和三成一的選修率，但在第一屆新高中開始時先減一半，到第五屆中六時再減一半，最後只有約半成和一成的選修率，情況令人慘不忍睹。至於學生修讀物理、化學及生物等三大理科的情況，修讀比率也由2009年的7.07%，一直下降至至2015年的4.23%，修讀學生跌幅近半。數學延伸單元一的選修率更由第一屆的11%一直下跌至第五屆的5.7%，數學延伸單元二的選修率也只有8.2%。 事實上，在功利主義作祟下，不少家長和學生不再視教育為進德修業和全人發展的途徑，而是將教育當作「投資」，期望在付出時間與金錢後能取得實質回報，所以選科以「賺錢能力」和「就業前景」為重，被視為「錢途無限」的經濟科成為新高中選修人數最多、選修率最高的科目，而新興科目「企業、會計與財務」也躋身最受歡迎科目四強。社會風氣和教育政策互為影響下，教育事業漸漸走向市場化和商業化，顯而易見。 當然，教育事業理應回應社會之需要與訴求，不論大學還是中學，科目設置與資源分配也要與時並進，不可墨守成規。然而，市場化和用家主導的做法走向極端，會演變成只斤斤計較於眼前利益，忽略教育工作的長遠回報。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的影響殊非立竿見影，有時也難以具體量度。教育當局和決策者，也不應只知經濟效益而無視社會影響，以致執一廢百，因小失大。就中國歷史科發展而言，教育當局以其課程內容未能與時並進為由，取消其獨立必修科的地位，在初中引入各種綜合科目，致使國史教育岌岌可危，終衍生新一代國史知識貧乏和國族觀念淡薄的弊病，是為港獨思潮的溫床之一，社會為此付出沉重代價。又以大學教育為例，天文學與物理學息息相關，課程涉及融合物理、數學、資訊科技、生物等許多範疇，學有所成者可投身太空科技探索，造福人類，也可投物香港以外的科研工作，報效祖國，放眼世界。 要言之，大學乃探求學問和創造知識之地，而非取悅學生和家長的補習機構，萬勿以功利主義和經濟效益決定一切；中小學教育亦有移風易俗，陶鑄人群之作用，實不應以市場主導和管理主義作為教育施政的方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