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是美國藍領和白領的分裂,是支持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分裂,是精英和普通人的分裂,是美國究竟應該走哪一條路的分裂,是蛋糕應該怎麼分的分裂。

未來全球化仍將會是世界經濟的主規律,不過它的需求重心將從西方發達國家轉移到從西方加上中國為核心的發展中國家。

國家主席習近平推出「雙循環經濟」戰略,以確保中國經濟在中美貿戰及全球疫情內、外圍不明朗市場因素下,亦能維持合理的增長。筆者認為,此戰略對國家未來5年短中期發展非常重要,甚具策略性。

雖然國際勝任力是近年才開始提出的概念,但基於近二三十年來全球化的發展,帶來地球村的狀況,對於類近範疇的培養,例如全球視野、國際觀、國際移動力等,已開始在國際教育界中開展。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曼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新冠疫情後的時代,具有很大的破壞性和創造性,將會迎來一場教育和工作革命。

美國大選臨近,儘管大部分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度大幅領先特朗普,但特朗普仍不乏忠實支持者。《紐約時報》社論版成員斯托克曼撰文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會出於對經濟和對種族問題的憂慮而投票給他。

如果美國有信心贏的話,應不怕在全球遍地與中國較量,進行自由搏擊才是;毋須脅迫盟友,處處讓路美國,讓美國得以優先。

十幾年前中國企業走出去是一個新穎的議題,隨着時間轉移,企業的關注點亦有所演變,從比較簡單的如何「出海」,進化到比較複雜的如何「成為全球化企業」等,代表着中國企業們在「走出去」這方面的不斷成熟。

通識教育科內有個「全球化」單元,老師可借911事件19周年紀念日與學生探討一下國際互動的一些現象。

與人交往要做到親疏遠近得宜,已成現代人必須學懂的生活技能。心理學家稱之為與「國界線」相對的「私界線」。

對於企業來說,如何將地緣政治的干擾因素減到最低,將會是企業領導者的一個重要課題。

香港人現在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他以為世界是理想的,他可以怎樣便怎樣,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如果他知道不是他想怎樣便怎樣,他只能夠兩害取其輕。

極端的禁令或強迫外國公司出售等干預措施嚴重破壞了全球體系的運作方式,更破壞了其潛在價值。

當推動全球化的發達國家,因為全球化而挽救不了本國老百姓生命的時候,人們就必須嚴肅檢討和拷問全球化了。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回憶青年時代,為當時「高度國際化的生活」而自豪,那是截至1913年9月之前的歐洲。完全沒有想到,災難就在這個時候降臨了,接連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炮火相向。我們這個時代會否步其後塵呢?

你想子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你希望子女成為一個有抱負、有承擔、對社會有責任感的人嗎?

無論是僱主,還是公司裏的管理人員,對新一代的年輕人都普遍印象不佳,覺得他們的工作態度不如上一代。所以當有得選擇的時候,他們會請有經驗的人,或心態較成熟的人。年輕人的排位,排得不前,被挑中的機會不高。

在去全球化、供應鏈碎片化、機械人取代發達國家工人的趨勢下,環球經濟發展將會疲弱,貧富懸殊會持續惡化,希望不至釀成下一場全球災難。

二戰之後,儘管有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體系,但很多國際問題是通過西方體系得到解決,而非聯合國體系。中國早已開始為現存世界體系補充。如果全球化持續推進,人們甚至不要驚訝一些國家同時成為兩個體系的成員國。

我的基本觀察是,當中國愈來愈接近恢復其於人類歷史舞台的中心地位時,面臨的挑戰必然愈大,戰略情勢也必然更險惡與複雜。

全球化是一股強大和古老的力量,它可以追溯到久遠的成吉思汗征戰全球的時代。但全球化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力量,今天的全球化源於供應鏈的革命,而我們正進入一個以數據為中心的新時代。

在這個「超全球化」的時代裏,全球跨境貨物,人員和資本流動的速度和規模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但鐘擺已經擺向了另一邊,從70年代開始的最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已經終結。

Global players and local titans are all down together, but not all are out.

香港經濟屬外向型,金融貿易航運是命脈,各地封關鎖城隔離愈久,經貿損傷愈深,民生影響愈大,復原時間愈長。

疫情在許多地方還沒有過高峰,但是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已經非常明顯。美國一位教育評論家來信給作者說,美國的高等教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災難。

新冠疫情規模,不及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卻讓西方國家變經濟重災區。崩壞背後,藏着歐美「寅吃卯糧」的問題。

香港人有幸處於此第三大全球化,由全盛到散場的歷史關頭。西方若決定要將中國逐出,那麼由林鄭月娥這種人坐鎮的「國際金融城市」香港特區,又怎麼辦?

這場被稱之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最大危機,正在悄悄地改寫世界政治版圖。面對這場衝擊波,中國將面臨過去40年從未有過的挑戰,這關係到中國是否可能延續過去40年的發展軌跡繼續前行。

《反民主的全球化》是講全球化的,有朋友說是正當其時。其實,書稿是2015年完成的。匿名評審的過程中,有學者說此書有預見性,說準了後來發生的一些重要政治變化。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一貫不相信科學,不發揮政府功能,還經常扭曲事實、混淆訊息。因此,在疫情爆發的緊急時刻,更加劇這些惡果帶來的負面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