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平碰上大麻煩，也許是對民間外交敲響了警鐘！
個別事件加起來造成的實際影響，以及台灣及國際社會因此對香港改變觀感，總不可能是正面吧。
珠三角以廣州為首開始中越班列，方便潮汕地區及珠三角的產品運往越南及東盟，既減少物流成本，也可深耕市場。
上世紀90年代，全世界主流都認為「信息、資本、人才、高科技的流動」是對全球文明和全球經濟化的最大的推動力，但是現在發生了變化：未來全球化主要是在發展中國家。
香港擁有許多國際知名、具備高水平科研能力的高等院校，絕對有能力提供新的創科源頭。而香港企業家也都着力進行產業轉型升級，善用智能化系統，達到了原創及世界領先標準。
香港科技園公司與國科控股簽訂合作諒解備忘錄，共同在港建設「國科綠色發展國際實驗室」，共同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創中心的建設。
發布會上，惠生工程正式發布了全面升級後的品牌，啟用全新標識及品牌標語「煥‧生」。
十九大提出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粵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為重點，全面推進內地與香港互利合作，賦予了兩地合作新的使命和新的內涵。
本港的大學和企業抓緊機遇，與內地大學和企業合作，運用科技研發和人才培育的優勢，幫助一帶一路國家的發展。
曾鈺成留意到無論是一帶一路，還是粵港澳大灣區，這些中國的國家政策近年卻成為了香港部分青年的笑話。
今年度中國的三大跨國發展：一帶一路、金磚五國峰會、六大國際組織會談，在顯示，中國逐漸掌握國際領導局勢的話語權。
政府不斷呼籲年輕人大灣區發展，但亦不少人認為香港年輕人普通話水平、在中國的人脈均不及內地學生，難以競爭，那麼在這位企業家眼中，香港青年具體有什麼發揮？
遠赴異邦重新創業，艱苦不為人知，要由零開始與當地人打交道，說服他們撥地建廠房，而訓練員工亦要花上巨大的心血，不是一般打拼多年的廠商所樂於面對。
無論是南中國海問題、和印度的對峙，還是目前的朝鮮核危機，無疑都是對中國的考驗。
當年回歸談判期間，香港人理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香港可協助國家現代化，作用獨特且無可替代，因此北京願意容忍差異，並給予香港在基本法下50年不變特殊地位。
人工智能的進展及大數據的利用，會令大量今天的工種消失掉。科技的進步可使我們生產力更提高，但在過渡期，很多僱員都會被替代掉。甚麼樣的教育最能使年輕人適應新的人工智能環境？這是我們需要探究的。
在此亂講中史的時代，如果讀一點中國歷史，可以提升一下對中國歷史評論的辨識水平，也算是一點意義吧。
林鄭政府忽視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與回歸後政務官主政的結果一樣，挫傷內地對香港的信心。
香港，作為一個享負盛名的金融中心，環球排名前列，沒有完善的金融版圖，怎配稱一帶一路「國際超級聯繫人」呢？
到底在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中理財新思維有多新？要拉高經濟增長又有什麼新辦法？
期望稍後公布灣區規劃時，可採用較簡單易明的方案和措詞，不合時宜的敢於刪減，讓公眾更容易理解，爭取各方參與和支持，提高成功比率。
葉劉淑儀認為未來應刻意推產業政策，只是香港可能遲了數十年。
會計業近年面對各方挑戰，牽起業界持續發展和「瓶頸期」的討論，尤其關注年輕人向上流動的機會。
推廣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雖有利人民幣國際化，卻不利於提高互信。
外事部門不可能對中國公民到海外的任何要求都做到有求必應，大包大攬，也不是派的船派的飛機愈多就代表工作做的愈好。
近年來，國企在海外虧損的新聞也並不少見。
回顧過去百多兩百年的歷史，只有印度有負中國的信任，由宗教信仰到政治外交都有負中國的信任。
今天，中國效法前人，倡議跨國往來，有一帶又有一路，涉面更廣、模式更多。
要談到策略管領，筆者認為最經典的可算是卧龍先生諸葛亮的《隆中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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