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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新中國發展歷史，一定會經歷不同程度的起起落落。每一個決定可能是對，可能是錯，但最重要的，是一切以民為主，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為依歸，不斷改進、修正。

兩位六七當事人嚴浩、鮑起靜對談，他們反觀自己當年和時下年輕人的行為，認為青年思想都是較為偏激的。總結經驗後，大家都要放下成見和偏激，客觀地看待歷史上中國的發展，社會才有發展。

鮑起靜和嚴浩同一左派學校出生，是六七暴動的當事人。他們與父母兄弟姊妹是如何相處的？他們回大陸探親，又看到怎樣的中國？

著名畫家黃永玉周二（13日）凌晨逝世，享年99歲。黃永玉1924年生於湖南，12歲起外出謀生，曾到上海、台灣和香港，走上繪畫之路，並以木刻作品蜚聲畫壇。

今年1月初收到周蜜蜜的電郵，傳來她的新書《亂世孤魂》稿樣，邀請我寫幾句推薦語。義不容辭，很快把書稿讀了一遍，隔天便把推薦語發給蜜蜜。

政治很險惡，人卻要留一畦無愧於心的境地。

上世紀、五四以來的中國藝術家、作家都已成為傳奇人物，有關他們的人生軌跡引起我們的好奇。100年前，他們來到法國是怎樣過日子的呢？

一到香港，她發現自己竟比不上所有的親戚朋友，包括那些小時候一起玩的小夥伴──本來她們都沒我那麼聰明，不如我能幹，也沒有我的學歷，怎麼現在都比我有錢有地位？

如果作為教學備課，看電視劇絕對是比單看文字賞心悅目，這個耐性是值得花的。教師自己有了在歷史時空「生活」的經驗，把歷史中的人物變成了「活生生」的朋友，才能事半功倍向學生解說一段段的歷史。

38歲正當盛年便守寡，如今想起來還是很令人心疼。我祖母從此不穿鮮豔顏色的衣服，春夏秋冬都是清一色的灰：深灰、淺灰、炭灰、鐵灰、藍灰、灰白。

中共中央的「第三決議」是關於中共歷史和領袖評價的第三個決議。要點是對現在舵手的「兩個確定」和歷史貢獻，也涉及老舵手的「歷史功績」和毛思想的指導地位，小篇幅提到文革（1966-1976）的「慘痛教訓」。

在特定的國情下，必須思想統一，才能凝聚力量。我對此也不一概反對，但問題是：凝聚力量是否只有「統一思想」這種辦法？相反，在方向基本一致之下，是否可以讓大家談得更真，更深，更透？

廖國敏是該團創立以來，首位獲邀在音樂季演出的華人指揮家，意義不凡。

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中，李澤厚的著作成為不少大學生的讀物。在李氏91歲高齡「走」了之後，鋪天蓋地的悼念文字中，敏感的傳媒「嗅」到了「集體緬懷80年代」的氣息。

五十年代張國燾在香港組織了既反共又反蔣的「第三勢力」，後來各人因為金錢利益、政見等問題拆夥；而龔楚雖被標籤為「紅軍第一叛將」，但中共元老對他還保留一些情面，晚年他獲北京批准返回廣東韶關家鄉度過餘生。

學養與修養俱佳的大學者離世的噩聞，儘管素未謀面，總讓人倍感惋惜。享譽海內外的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華中師範大學前校長章開沅教授永別史學界。

我們有責任向孩子們，向年輕一代講故事、講文化、講歷史。我們對漂流世界的民主浪子情感很深，埋怨也不少；期待他們精神回歸民族和家園。

今天，中國在科研、軍事、經濟，以及最重要的民生，綜合起來的實效與成就，有目共睹。史出有因，其中一條主綫，當與中國教育改革有關。

2015年在大陸發生的「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如今發生「1.06」香港版。被捕人士的身份不同，性質卻是一樣──打壓異類聲音。

1949年歲末的一個夜晚，三名年輕的中國藝術家在巴黎一家咖啡館作徹夜長談，討論人生一個決定性的抉擇，那就是要留在法國還是回國。這三位已小有成就的藝術家是吳冠中、趙無極和熊秉明。

官方當然把毛澤東置於至高無尚的地位，因為他是開國之君，對今天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和延續性有重要作用，所以必須保護。

美國準備在今後，領導整個西方世界孤立中國，要逼中國非閉關自守不可。

為什麼讀顧準是這樣的驚心奪魄，卻又不能不讀？

當年文化大革命造反派五大領袖之中，以聶元梓最出名。2017年她在香港出版了40多萬字的自傳《我在文革漩渦中──聶元梓回憶錄》，引起注目。

面對「亞文革」的造神和社會恐懼，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論析「文革那一套做法借屍還魂」，呼籲走憲政民主之路。他持續講真話，遭到「秋後算帳」。

李銳批評毛的極左政策，說他「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家長制一言堂，「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幹」，早年在長沙曾有「破壁內試婚」之舉。

李銳走了，到現在我還不忍看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不是擔心失實，而是怕他有些話出版時還未敢公開發表。不知晚20年才寫會有什麽更深刻的感悟，會否更能影響今天、明天？

劉少奇的冤案，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特別是權力體制之弊：個人極度集權，形成一言堂的家長制。領袖權和家長意志高於一切，政治、社會遠離法治之道、制度有效的約束。

一般來說，這是會令人聽了不安或焦躁的聲音，但響在我那年幼的耳朵中，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安穩和安慰的感覺。我知道﹐那是媽媽穿着拖鞋來回踱步，構思着她要寫作的文章。

1969年5月前，金庸要我編選一冊〈自由談〉的選輯，作為報慶10周年出版物。我奉命編選出版了《明報〈自由談〉選輯（1962—1965）》。收入金庸撰寫的〈自由談〉發刊詞，約周青寫〈編者感言〉。

近年來，關於文革的集體記憶在中國內地被一步步沖洗淡化，那幾本正規歷史教科書中的「十年浩劫」也變成了委婉的提法「艱辛探索」。在這場有關記憶的苦痛掙扎之中，李振盛的攝影作品為時代留下了一部有形有色的證言。

無論如何，李振盛拍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種模棱兩可的內容，迫使我們不斷質疑我們以為我們正看到的東西。

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今天》的誕生，是地下文壇載着一群少年的夢想，頂着泥土拼命地向上生長，讓朦朧詩歌終見光芒。

特總統對中國沒有歧視──他的保護政策對他的友好之邦是一視同仁的。北京選擇以同量進口稅作回敬，希望有阻嚇對方之效，難以厚非。然而，從經濟利益看，不回敬，甚至減美國貨的進口稅，利益更大。

我談起張瑞芳在《戲劇藝術》連載的回憶錄。王丹鳳說，今後打算寫回憶錄，給新一代的藝術從業員參考。

沈從文說過：「我從來沒想過『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

我國不僅是世界性大國，還是東方文化的傳承者，負有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使命。中共十八大後，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人民進入新時代，重提以人民為中心。這就是合題，是對反題的否定而非正題的簡單回歸與還原。

最近閱讀兩本內地小說，時而以人物或角色分配帶導敍述，時而以事件如一樁親事補充情節，效果顯著，手法清新，題材是另類或後文革的傷痕文學。

在毛澤東看來，若是缺少了中國文革那樣的革命運動，即便俄國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也是保不住的，廢於半途，一整套正宗社會主義制度都變色變質、徹底潰爛。

作者深感如果不想學生在文革課堂裏鬧場，就不應強迫學生接受任何論點是唯一的正確觀點，即使教師堅信某個論點也要盡可能拓展學生視野和深化他們的比較研究觀念。

中國文明延續數千年背後有諸多原因，但「史」的延續無疑是最重要的。如果「史」不能延續下去， 文明又如何能夠延續下去？更不用說是文明的復興了。

要了解文革運動，高層領導人和重要受害者的傳記和回憶錄是最關鍵的資料，可惜內容可靠、描述客觀的並不常見。

西方學術界有關中國文革的研究著述雖然汗牛充棟，而文革通史卻寥寥可數，原因就在於信息來源既「太多」亦「太少」。

文革涉及的諸多元素是現代社會普遍面對的問題。從盡可能超越性的視野講授文革課，是我始終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