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俊華:擔心香港靠借度日 債冚債後果由下一代承受
如果你發債,是用來投資一些大型基建項目,這樣便沒有問題,但假如連年發債,然後把借貸支付日常開支,以至用來「債冚債」,香港財政很快會陷入乾塘。
如果你發債,是用來投資一些大型基建項目,這樣便沒有問題,但假如連年發債,然後把借貸支付日常開支,以至用來「債冚債」,香港財政很快會陷入乾塘。
香港與大灣區內各城市息息相關、協同互補,如能主動協作,雙贏互動,銜接國內的發展戰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配合大灣區發展勢頭,香港必將走上更高的台階。因此,與內地融合,對香港的益處,顯而易見。
在位處北方的新界西北和新界北尋找有潛力的區域,進行新發展區式的高密度、集約而宜居式的發展,是最能滿足上一篇文章所述的三個條件,可行而合理的發展方向。
香港人「住得貴、住得細、住得擠」病垢人人皆知。但政府似乎抓不到焦點。香港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是向天要地,從海要地,以高密度、規劃密集、管理密集的方式去發展!
我們必須看到,當國家愈來愈富裕和開放,香港旅遊業的吸引力將面臨挑戰。要迎接挑戰,最理想的做法就是讓香港經濟實現轉型,把香港打造成為一個世界一流的「科研城」。
從國家層面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不是一國兩制的終結,不是人權自由和高度自治的克減,不是香港內地化,而是一國兩制的新希望,是香港年輕人未來之所繫,是香港新生的契機!
日本的軍火商,既向清軍、北洋軍出售武器,又借款南京臨時政府,收息再賣出軍用品,左右逢源,大發戰爭財,請問考評局出卷的相關人員是否同意是弊多於利呢?
在疫情危機中,我們看到人民行動黨(PAP)在網絡用各種手段影響輿論:攻擊持有異議的人,妖魔化那些批評者,嘲笑其他政府,並試圖製造群體性的趨同思維。然而,這些手段並不能令全國上下團結一心,共同應對危機。
作者從外部觀察新加坡,看一貫「表現出色」的新加坡政府如何在抑制新冠病毒傳播的戰役中掙扎,尤其是對眾多低收入勞工居住(現已封閉隔離)的宿舍疫情防控的失敗。新加坡政府應該為日益嚴峻的疫情承擔什麼責任?
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學部兩位教授撰文指出,應對新冠病毒爆發做出任何決策時,必須意識到我們正在面臨多重危機造成的風險,公共衛生只是整個複雜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必須要全方位地思考應對策略。
馬來西亞的政爭反映了馬哈蒂爾的私心與權慾,違背交棒的承諾再次失信於民,也再次驗證了「成在老馬,敗也老馬」。馬哈蒂爾在馬國民主史上必然被寫入如此污點,同時也是馬國民主憲政的「破壞者」。
從武漢撤出滯留港人,會讓北京在面子上難看;所以,現在駐守武漢辦的官員(可以犧牲的公務員),只能留下與孤城共存亡,以一己之盡忠,搭救鄭月娥亂港集團早已不復存在的民望,讓人既無奈,又悲憤。
現在香港面對空前危機,遲遲不願封關,跟當初死不願意撤回修例一樣,一是鄭月娥團隊懼怕得罪內地。二是鄭月娥在修訂《逃犯修例》一役,深感受挫,視反對她的大多數市民為敵人,為了一啖氣,棄萬民於不顧。
一直以來,港人引以為傲的,是香港的一套制度,而不是一兩個能幹官員,更非最高領導的高瞻遠矚。但是這次武漢肺炎發生至今個多月,港府反應對比大陸的人治社會,尚有不及。
逃犯修例草案的出現,是香港既得利益的建制菁英沒有守住養育他們的既有制度,是香港既有體制被侵蝕後種種憂患的必然浮現,是20年來墮落的總清算,簡單而說:是一種政治失敗。
本人一向相信,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法制完善,絕大部分社會問題,現行法律都可以處理。希望大家可以放低暴力,以我們香港一貫的核心價值──法治精神來解決問題。
多年實踐證明,干預香港、壓縮香港的自治權,不但沒有管好香港,反而促使民間產生更大、更深的疏離感和牴觸情緒。反修例運動說明,港人願意不惜一切保護他們的自治權和自由。
我們懇請習近平主席在這個關鍵時刻,考慮宣布香港的一國兩制延長25年,這將是一個經過慎重分析及具前瞻性的決定,與鄧小平當年的決定同樣具有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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