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時代的5年大飢餓（1958—1962）中，1960年是飢餓高峰年，餓死者約1700萬。北京一些學者、高幹藉60年前的往事，反思家長意志下的左折騰。

7月1日，《港區國安法》正式實施。老牌的共產黨國家古巴表示支持，歐盟等27個西方陣線的國家，則表達對港人自由、人權的關注。

文憑試歷史科一試題引起的爭議，至今仍未了結。有資深教師認為，出題是考核學生的思辨能力，無意美化日本侵華。

李克強總理主張局部開放地攤經濟，為「困難群眾」解燃眉之急。不妙的，北京等地再現疫情大浪，6月17日北京市取消七成航班，地攤經濟舉步艱險。

6月4日晚上，維園燭光仍然燃亮。大量市民去點燭，是悼念1989年和平請願的六四亡魂，也關乎對港版國安法的焦慮。

5月21日，記協等團體會晤警方，呼籲停止對合法採訪記者的「語言或肢體暴力」，但未獲對方承諾，糾結未消除。

白宮高官首次以漢語（華語）發表演說，從五四精神說到人權宣言、公民意識和「李文亮們」。

北京官方稱，支援各國所需的抗疫用品，已向美國「提供」口罩53億個。但是，歐美各國嫌質量差，有的要求退貨。

全球應對武漢肺炎最成功的，是人口近2400萬的台灣，歐美和日韓稱讚台灣經驗是典範，其特點可以4個關鍵詞概括：穩健，專業，數位，共濟。

上海體制內的一群資深醫生、醫學教授，呼籲正視武漢肺炎肆虐暴露的防控「短板」，反思公共衛生體制的弊端、頂層設計的薄弱。

武漢市「48解封」後，湖北省和武漢市的健康綠碼，並未暢通無阻。唐詩人白居易〈琵琶行〉寫的潯陽橋，發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火併。

各省正嚴防隱形病毒第二次大爆發，以「砸鍋賣鐵」的決心，對無症狀感染者檢測、圍堵。港官似麻木鬆懈，袁國勇教授呼籲：勿掉以輕心。

「武漢肺炎」是約定俗成的名稱，沒有歧視、諷刺之意，如同「香港腳」一樣。不必大驚小怪，不要羅織政治罪名。

美軍投毒說和向黨感恩說，引起各方爭議。駐美大使崔天凱不同意「戰狼」的投毒說；北京的一些學者，則呼籲對美國政府和人民的捐助致謝。

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仍在肆虐，武漢市民仍在生與死一線間掙扎，至3月19日零時，死亡近2500例，佔總數的77%，武漢黨官曾教訓他們，要感恩黨。此說引起民眾反彈。

這是「神話時代」，官媒《華商漢中》說：「孩子出生不到20天，……問媽媽幹嘛去了。」

情人節送禮，原以鮮花或是具「愛情符號」的禮物，為應景之選。今年卻有人以口罩、廁紙、洗手液為第一選項。

「健康的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真相最為重要」。這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1986—2020.2.7）生前說的話。

1月30日，香港開始關閉部分邊境關口，人流最大的羅湖等仍開放。這種半開半封的「圍堵」武漢肺炎傳播，是「竹籃盛（裝）水」的迷幻。

國民黨中央常會在1月22日決定，不讓有北京人大、政協職銜者，參加中委會或中常會。這是1‧11大選慘敗後的「改革」，旨在淡化選民對國民黨「親共」的印象。

1月15日，駱惠寧主持中聯辦的新春酒會。他致詞稱，「止暴制亂」仍是首要任務，但也有「親和」之語：「一家人之間有商有量，再大的事情都好解決」。港官不對話、不談判、不設獨立調查委員會，能緩解民怨嗎？

香港特首在1月7日重申，不設獨立的調查委員會，突顯堅持「六不」的頑固。六不是：一不切實際，二不認錯，三不對話，四不談判，五不問責，六不設獨立調查委員會。

1月2日，第28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揭曉：第1位，八三一事件，得票率67%；第2位，七二一事件，65%；民間的五大訴求居第6位，62%。當前香港官民糾結難解，主因之一是官方拒絕設獨立調委會。

12月24—26日聖誕節期間，香港成為「白煙城市」，催淚彈造就了「煙霧聖誕」。行政長官16日述職，觸及香港「非常時期」和「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她至今仍未公開交代緩解官民糾結、平息亂局有效舉措。

12月19日，是《中英聯合聲明》發表35周年。英國外相藍韜文發表聲明，稱關注1984年北京關於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呼籲遵守承諾；針對當前的警民衝突，展開「有意義的政治對話」，回應港人合理的訴求。

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重劃兩大派的版圖，自民派（自由民主派）的大勝，是選民對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29日上午，警方安全小組繼續入理工大學園區，處理危險品及刑事蒐證。在29日內，理大園區或可望解封。近幾天，被困園內的師生、示威者雖可「和平離開」，但仍未「脫困」。

雙十一實彈射擊學生的事件，引起廣泛的爭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發言人呼籲香港各方克制，要制裁示威者的暴力，也追究警方過分用武。

8日，科大學生周梓樂重傷不治，校長史維率學生默哀，表達悼念之情。周同學的不幸，或會燃起更猛的憤怒之火，社會抗爭難以平息。

10月29日，香港首富、誠哥透過他的基金會宣布，扶助中小型食店，每店補助6萬元，總投入2億。此善舉大受歡迎。早前，北京有人發起「鬥地主批首富」，指誠哥的「網開一面」說是「縱容犯罪」、包庇香港暴力分子。

前幾天（10月21日），8家醫院的醫護專業人士，有午膳靜坐請願，提醒眾人毋忘「七二一」和「八三一」，繼續尋找事件的真相；呼籲正視公權暴力、保障人權，發揚人道精神。

16日，中大新聞系發表民意調查，稱市民對警方的信任度甚低：超過51%受訪者完全不信任，完全信任的只有9%。同日，香港大律師公會主席戴啟思表示，政府、警隊行為要合法，沒有比政府向公眾施暴更蠶食法治。

行政長官即將援引「緊急法」，繞開立法會制訂《禁蒙面法》。此舉限制市民自由，架空立法會部分立法權，強化警方公權力，雖對「止暴制亂」有短期效應，卻會導致個人極度集權即極權化。

在官方「九二六社區對話」中，多數發言者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檢討警民關係，調查警察是否濫權、執法不公、親疏有別，觸及「七二一」、「八三一」、「九一五」事件。

9月19日傍晚，沙田區中學生結人鏈和平請願，呼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送中案」事件。在這之前，全港中學生有「九九人鏈」表達了關懷香港家園、守護自由的情懷；也關乎民主、人權的價值觀和「波羅的海之路」。

「八三一太子車廂暴力」，如同「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令人震驚。警察在車廂內「無差別打人」，引起廣泛的爭議；官方對兩次事件躲躲閃閃，有「燈下黑」之嫌。港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正在「淪落」之感。

八一八大集會是和理型請願，突顯和平理性的秩序文化。但是，每次和理型大遊行、大集會後，是勇武派的游擊戰、與警察的街頭「武鬥」，警民糾結難解，社會彌漫仇恨。

170萬人參與的「八一八大集會」，是和理型請願，但暴力陰影未散去。8月21日深夜，黑衫人勇武派佔據並堵塞元朗西鐵站；而8月20日揭發的警察醫院虐打案（北區醫院病房內），更令民眾震驚。

浸會大學的學生方仲賢，購入雷射筆被警方截查，指他「藏有攻擊性武器」，「有機會干犯有關罪行」。許多市民認為，這是荒謬之舉，使人有「白色恐怖」的恐懼；有人質問，購入雞蛋、雨傘，是否也是「藏有攻擊性武器」？

「七三○塞車事件」被稱為不合作運動。受困擾的，不是有高級轎車和司機伺候的高官，而是趕着上班的白領和勞苦大眾。許多市民有怨言，也有人表示「諒解」。

7月21日，在元朗恐怖分子的暴力毒打下，無辜的乘客、老人、孕婦和記者受傷害，那是市民找不到警察的時分。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的恥辱。港台名記者利君雅在記者會責問特首：哪裏去了？請她「講人話」。

6月4日風雨之夜，有一群穿制服的中學生來到維園。在六四晚會的燭光下，一副戚戚然的哀傷之態，令人嘆息過早地「體驗」社會事件的「悲劇性」。

數十萬人的「七一大遊行」，是「和理非」式的請願，高揚香港的秩序文化；「七一佔領立法會」，則是有暴力的「游擊戰」，疏離了法治軌道。不過，年輕人因憤怨而訴之暴力，關乎強權政治暴力的擠逼。

行政長官於18日向市民道歉，但吝於一鞠躬；仍是「猶抱琵琶半遮面」，拒絕說「撤回」修例。民怨未消，糾結難解。

「送中案」引發港人強烈的憂患意識。「六九大遊行」波瀾壯闊的場景，顯現港人維護「免於恐懼的自由」、司法獨立的法治和人的尊嚴，決心守護香港家園。

百年前的「五四」，學生有「火燒趙家樓」之舉，北洋政府釋放了肇事者；毛時代的「四五」（1976）雖拘押了數百人，但未開槍；30年前的「六四」，卻對和平請願學生開槍清場。

30年後的今天，香港記者未忘六四亡魂，製作了紀錄片〈我是記者，我的六四故事〉，再現1989年6月3日、4日天安門廣場的場景，追述子彈橫飛下的採訪故事，說出「生死一線間」的感受。

100年前的五四運動（下稱「五四」），是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文化運動。它的光環，在於以科學、民主為主調的思想啟蒙。

《逃犯條例》的修訂草案，引起港人焦慮。官方應正視中國大陸司法弊端造成港人的陰影，回應民意修訂草案，只移交涉罪陸人，樹立港人港審的底線。

紅二代名人陶斯亮最近發表〈耀邦叔叔〉一文，提到耀邦被逼下台（1986年底）受冤屈，學生憤憤不平，要求公正對待他，後來演變為八九學潮……

老一輩經濟學者馮蘭瑞關心民疾，提到農村「土皇帝」折騰農民，所謂農民「主人公地位」，只是「一句奢侈的空談」，連農地種什麼也由「官」決定。

面對「亞文革」的造神和社會恐懼，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論析「文革那一套做法借屍還魂」，呼籲走憲政民主之路。他持續講真話，遭到「秋後算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