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學良

丁學良

出生於皖南農村。在國內斷斷續續地受過不完整的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1992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先後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洲大學亞太研究院、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從事教學和研究。現為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的客座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發展、轉型社會、大學制度、全球化。1997年至今任 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清華社會學評論》等雜誌編委。著有《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共產主義後與中國》、《中國經濟再崛起》等書。著述豐富,觀點新穎,是當今研究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問題方面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權威。
我們要感謝文革的五個理由

我們要感謝文革的五個理由

文章的史料價值和評判立場各各有異,但似乎缺少了一個很重要的維度,那就是客觀評價文革的巨大正面後果,這裏的客觀是指避免極左的或極右的立場。

中國的智庫:智枯和智源

中國的智庫:智枯和智源

筆者丁學良建議在馬英九卸任後,請他來中共中央黨校講課。「馬英九的講課肯定不會百分之百符合中共中央黨校學員的尺寸,不過,若是能夠有30%的內容得到接受,那也大增了北京決策機構的智源。」

中國的智庫:智枯和智源

中國的智庫:智枯和智源

筆者丁學良建議在馬英九卸任後,請他來中共中央黨校講課。「馬英九的講課肯定不會百分之百符合中共中央黨校學員的尺寸,不過,若是能夠有30%的內容得到接受,那也大增了北京決策機構的智源。」

「非典型領導人」胡耀邦

「非典型領導人」胡耀邦

胡耀邦的許多同事無法容忍他這麼做下去,但他們也無法公然把胡的問題歸罪於他力求以民為本,那顯得太荒唐了,因為這是一個從政府到軍隊到警察到貨幣到醫院都冠以「人民」稱號的國家。

「非典型領導人」胡耀邦

「非典型領導人」胡耀邦

胡耀邦的許多同事無法容忍他這麼做下去,但他們也無法公然把胡的問題歸罪於他力求以民為本,那顯得太荒唐了,因為這是一個從政府到軍隊到警察到貨幣到醫院都冠以「人民」稱號的國家。

從斯大林、毛澤東理解現代中國

從斯大林、毛澤東理解現代中國

讀客觀的斯大林、毛澤東傳記及共產黨歷史愈多,就愈看得出,斯大林是唯一能讓毛感到畏懼的活人。斯大林也確實值得毛真誠地畏懼,《毛傳》處處顯示前者始終從世界戰略的大棋局來布置中共的棋位,直到朝鮮戰爭……

為何台灣人不仇恨日殖?

為何台灣人不仇恨日殖?

在同台灣本省的幾代人的交談中,我得到的回應是:「日本人統治台灣50年,也做了不少的民生改善事業,台灣社會的開發進步是實實在在的」。到了日本殖民主義尾期,台灣省的綜合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在當時全中國各省份裏面,名列前茅。台灣各界人士對上述柯文哲有關殖民主義的評價,雖然多有批評,但並沒有全盤否定日本佔領期間台灣近代化(即中國大陸所言現代化)的多種成果。

被邊緣衝擊的中國夢(上)

被邊緣衝擊的中國夢(上)

自從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以降,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內地革命家,都充分利用英國殖民主義下的香港,從事他們理想的事業。中共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領導人,很多都得益於當時香港寬容進步的大環境。這個名單實在太長,不勝枚舉,我們只能選極少數:蔡和森、周恩來、鄧小平、鄧中夏、廖承志、喬冠華、潘漢年、夏衍、劉曉。當然還包括此前的孫中山。

香港進入「新常態」

香港進入「新常態」

即便只有一半的香港居民屬於以上所說的中層下層範疇,你也能夠推測出來他們對現狀的不滿之烈,這種不滿可以演變成頻繁的上街示威。北京經常強調的「給香港送大禮」,受惠面卻並不是廣泛意義上的香港普通民眾,而主要是財團,特別是壟斷和半壟斷性質的財團——這至少是本地很大一部分中產階層及低收入群體的感受;他們的不滿,跟國家主權沒什麼直接關係。在任何政治體系下,這類問題都不能迴避。

回歸之後:僅人權不夠,還需公民權保障

回歸之後:僅人權不夠,還需公民權保障

教育程度高的、愈是年輕的,就愈是要求此一積極權利,這就是公民權的核心要素。這些群體得出這個結論,是對基本人權在香港實施了二十多年的不滿足——僅僅有基本人權還無法保障他們愈來愈高的要求,他們不能僅僅停留在人身安全、生存溫飽這類「保本」的水平上,他們要做特區政府的主人。

從人權走向公民權的香港社運

從人權走向公民權的香港社運

經過多年的細心觀察,會發現表象之下深藏着一條主動脈——香港最近二、三十年來的社會運動,其主要訴求愈來愈是從人權走向公民權(citizenship)。如果對這個主流走勢缺乏理解,就談不上實際有效的政策回應。

香港政爭之源:鄧小平對主權象徵的理解

香港政爭之源:鄧小平對主權象徵的理解

在一開始,鄧小平關注的只是主權,後來很快發生了摩擦乃至衝突,基本原因就在於雙方對主權和治權關係的理解差別巨大。如何選特首,在香港許多居民尤其是白領中產階層看來,是屬於治權範圍,因為特首既不管外交,也不管國防,只是負責香港的內部事務,北京不應該主導此事。北京則堅持,特首如何選的問題,是在主權範圍之內,我們不管,那還行?

香港政爭之源:主權治權分歧

香港政爭之源:主權治權分歧

8月底,中國人大常委會要對香港的政治改革做正式的決議。由於這是一個業已公布的議程,近幾個月來無論是在北京(此簡稱是指中國分管香港事務的多個中央機構)還是在香港,雙方都在為這一決議的出台做各種準備。香港幾乎每周都有觸目驚心的街頭活動,泛民主派和親政府派一直在街頭活動方面進行「點對點、面對面」的激烈競爭——你方做一次近百萬人規模的簽名活動,我方也做一次;你方搞一次10幾萬人的大遊行,我方也搞一次。雙方都說對方的數字不靠譜,但規模確實都很大,香港街頭運動的記錄多次刷新。雙方在輿論發聲的交鋒上也異常頻繁和火爆。

中國治理香港的「劣勢」

中國治理香港的「劣勢」

英國治理香港的最後半個多世紀裏,絕大多數香港居民之所以不願意奮起反抗殖民主義,並不是因為殖民制度有多麼完美,更不是因為香港人特別「下賤」,而是因為中國內地長時期多種形式的大動亂——全面內戰、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大躍進、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等,使得香港比較起來是一個不那麼可怕的避難所,普通華人在此能夠謀生、發財、寫作、圖進一步的發展。

北京與香港:摸索的悖論

北京與香港:摸索的悖論

當前為何會出現佔領中環這類行動倡議和其他的火熱情緒?因為近20年前港人回歸時所期盼的國際大都市的普遍價值——自由、繁榮、法治、民主,他們至多只有一半,他們覺得已經等了近20年了,不應該老缺乏另一半,因此,近20年裏「一國兩制」大框架下的香港回歸,在雙方都從具體層面上摸索如何相處的路徑的同時,卻愈來愈發現雙方不是要過同一條河。摸索來摸索去,都發現自己摸到了對方的問題所在,於是就有了很多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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