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傳媒人和學人艾殊認為，要保有自由，勇氣和寬容這兩種精神缺一不可。自從網絡世界雄霸我們的溝通平台後，我有種印象，就是論者愈來愈勇不可擋，但卻很難對異議者寬容。這現象也發生在不少堅持自由的諸君當中。

鄂蘭的洞見就是說，犯上滔天的邪惡罪行，不只是大魔頭的責任；如果社會上充塞了大批拒絕思考、不作個人道德反省和判斷的普通人，在一定的歷史社會環境下，往往有意無意間成為了邪惡的同流而不自覺。

經常有人推崇大學的人文教育，本意為何？要維持大學問，學生需要什麼特質？

大學之所以為大，和我上一節所說的推行人文的教育也是息息相關的。我這樣說的理由是什麼呢？

當下我們對一所大學的成敗判準，往往集中於其國際排名、畢業生在名牌企業的就業率等，容易使人誤以為大學主要是為企業機構培育能幹的員工，或教授的專題科研比啟迪本科生的整全教育來得重要。

儘管胡適和顧孟餘都可以說是一生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努力不懈，但後者卻是近於被遺忘。這代表了今人在近代歷史上缺乏足夠的認知。今天《顧孟餘的清高》出版，算是一定程度上扭轉了這貧乏的局面。

孩提時，看見一些街童在鐵皮屋附近拾荒，其中一個在垃圾堆中撿起一片方包吃，沒多久那個男孩便嘔吐大作。當時的情景讓我感到很震動，也使我清楚知道，在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前，有些人是貧困如斯的。

上世紀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近20年，我在長沙灣和蘇屋村度過我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出來工作和結婚後，我暫別了這個社區。

為什麼讀顧準是這樣的驚心奪魄，卻又不能不讀？

公務員事務局警告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參與集會的公務員不要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並提醒公務員，他們為在任特首和政府服務時必須完全忠誠，並且不能以公職身份參與政治活動。這個警告的問題出在哪裏呢？

晚年的海耶克儘管197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還是不斷為自由社會的道理進行哲學探索。1973至1979年期間，陸續出版了他在政治哲學上的三冊經典。

悼念，是不會直接帶來民主的。但悼念，是人類對大是大非的事情嚴肅而深切的提點和反省，也是防止邪惡的抬頭。

近期傳統媒體報道新聞很多審查及編輯自主的問題，相比之下，網絡媒體的自由度較高，但我們能夠盡信新媒體的報道嗎？

要知道事件的真相，需要尋根究底的哲學精神，不要被事件的表面蒙蔽。透過尋根究底的哲學，反思事件的是非價值。

關心時事，就要認識問題，更希望改善社會，讓世界越來越好。關心時事，除了解事件的因由外，更思考背後隱藏的理據。

新聞採訪，要勇者無懼，走在事件中的最前線？新聞報道，要保持客觀，還是要幫助政府？

我們天天從互聯網、電視、報紙、收音機得知時事新聞，但取得信息後，會否作深入探討呢？

當然每個國家都需要維護主權，但中央的體制往往有一些很具體的目標要達到，以追求一系列國家民族式、宏圖偉略式、富強式和復興式的目標。

政治秩序的最終目的，在現代社會來說，是如何保障個人自由、如何保障個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何做到和平共存減少紛爭。

細心去思考，所有的政治行動都希望明天會更好，朝着好的方向進發。但什麼叫「好」和「善」？

香港政治人才從何而來？如果仔細一看，香港的管治人才似乎都是分崩離析的。

令港人迷茫的，是兩者之間的鴻溝十分清楚，解決的方法卻沒人知曉。

政治學和政治行為在人類文化中，從第一天開始已經是十分重要。

在利益衝突和資源分配的安排上，當每個集體需作決定時，其中一個很關鍵的是：你得到什麼、為何會得到？

今時今日，在人類社群的地球上，那裏沒有政治？如果沒有之前提及的政治條件，政治的確可以不存在。

海耶克的思想，對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在一些方面發揮着關鍵的影響。

1944年3月和9月先後在英、美兩國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既令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聲名大噪，也同時令他聲名狼藉。   印行超過100萬份的暢銷作 這本書讓海耶克聲名大噪，是因為這本討論政治社會理論的嚴肅讀本，竟然成了當時暢銷一時的書籍。 據第三任英文版海耶克全集的總編輯Bruce Caldwell 說，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估計他們的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一書自出版以來，銷售量已在35萬冊以上。這本書能夠成為暢銷書，一大原因是此書美國版出版後不久，美國的《讀者文摘》即決定把它的摘要轉載，並且替其書會出版和發行摘要的單行本。Caldwell表示，《讀者文摘》當時的發行量約在875萬冊左右，因此據估計《通向奴役之路》的摘要單行本最終印行了超過100萬份。 《通向奴役之路》出版後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政治秩序進入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世界，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形對峙的冷戰格局。把納粹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樣批評為是侵犯個人自由的極權制度的《通向奴役之路》，其立論雖然很具爭議，但它的主張在意識形態爭持不下的冷戰年代，卻同時受到敵對的兩個陣營一致的重視，致使海耶克的這本書洛陽紙貴，甚至被翻譯成多國文字，成為海耶克最為人所熟悉，和最多人閱讀的著作。 就華語世界而言，戰後台灣，在海耶克的首位華人學生周德偉的推介下，殷海光早在1953 年便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他選譯的《到奴役之路》。中國大陸對海耶克的著作也很重視。本書譯者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在1958年便翻譯了海耶克早期的純經濟學著作《物價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北京商務印書館在1962年也出版了滕維藻和朱宗風兩位為內部發行而翻譯的這本《通向奴役的道路》。 到了今天，我在香港城市大學的圖書館的書架上隨意瀏覽一下，便找到八個不同版本的中英文版《通向奴役之路》。說這本書使海耶克聲名大噪，我想是絕不為過。畢竟，知道海耶克是《通向奴役之路》的作者的人，恐怕要比知道海耶克為甚麼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人多得多。   「不務正業」的政治評論員 不過，這本書同時也使海耶克在一些學術圈子內變得聲名狼藉。 海耶克在撰寫這本書時，大概也有類似的顧慮。在原書的前言中，海耶克一開始便說他有責任解釋清楚，為何作為一個專業經濟學者的他，要寫這本很具爭議的政治書。海耶克的解釋在當時的經濟學界似乎作用不大，因為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本書代表了海耶克放棄了嚴謹的經濟科學的研究，不務正業地去當政治評論員。一些經濟學者甚至認為，海耶克由於在1930年代跟主導經濟學的凱恩斯在相關的經濟理論辯論中敗陣，因此轉而投身到經濟學領域以外的地方去。不管如何，在戰後當海耶克希望離開他任教多年的倫敦政經學院，轉投到美國芝加哥大學時，即是在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多方努力下，芝大的經濟系都不聘用海耶克。最終他只能加入芝大的社會思想委員會任教。 在經濟學界以外，一些重要的學者對海耶克這部書也不以為然。思想史家柏林（Isaiah Berlin）1945年在閱讀《通向奴役之路》時，以「可怕」（awful）來形容海耶克。哲學家卡爾納普（Rudolf Carnap）當時寫信給海耶克的好友波普爾（Karl Popper）時，引用左派人士所說的「反動」（reactionary）來形容海耶克的觀點。政治學者Herman Finer更撰寫了一本《通向反動的道路》（The Road to Reaction）來反駁海耶克。 不過，今天離《通向奴役之路》首次出版已70多年了，人們看來還在繼續閱讀和出版這本書，繼續研究海耶克的思想。究竟為甚麼會這樣的呢？   劃時代的意義 讀者如果單是細讀《通向奴役之路》的文本，可能得到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海耶克對極權政治鞭辟入裏的批評。海耶克在這本書中，很希望澄清當時他認為的兩大流行的誤解。首先就是西方知識界普遍以為納粹主義是資本主義走向末落時的極端反撲，其政治性質被認為是與社會主義南轅北轍的。其次，不少西歐的社會民主派政治力量相信，政治自由和經濟平等是共容的，在民主政體下，政府通過理性規劃來節制自由市場的「盲動」以達致社會公義的結果是既可取又可行的。海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在它剛發表的那個時代，其直接的現實意義就是試圖糾正上述這兩大流行的誤解。 海耶克對當時這兩個流行的「誤解」有強烈的看法，是和他在20世紀頭四十年前後在歐洲的德語社會和英語社會長期生活和研究比較有關的。1931年以前，年輕的海耶克主要在說德語的維也納生活、讀書和工作，並曾經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役，學術上則主要承繼了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自由市場和主觀價值理論。他在成長時有一段時間曾經受到激進的社會主義思潮所吸引，但他看到不少原先是服膺社會主義思想的德國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在一戰敗戰後逐步走上擁抱納粹主義及其極權手段的道路。他們開始醒覺到，儘管在納粹德國興起前社會主義黨人和納粹黨人之間的政治鬥爭不斷，但他們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邏輯如果推到其根本處，是極其相似的會走上極權政治的道路。 因此，當他在1931年移居英國到倫敦政經學院任教後，對英國溫和社會主義者普遍認為納粹主義的興起，是經濟大蕭條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窮途末路式的極端反撲這一類觀點大不以為然。海耶克認為，西歐的溫和社會主義者如果頭腦清醒地作出反省的話，理應認識到社會主義對政府管控市場和進行中央規劃的主張，如果要有效而徹底推行的話，免不了要在政治上實施種種侵害個人自由的舉措，最終和納粹德國一樣走上全權統治的道路。海耶克相信，英國的工黨和社會民主派缺乏這種認識和體會，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沒有像自己年青時在德語世界的經歷，另一方面也因為英國的自由和法治傳統很強大，使這些左傾思想的人士誤以為就是加強政府管控也不礙事。加上二戰期間，戰爭的動員需要已使大家對政府集中規劃習以為常，海耶克因此覺得更有必要對此「誤解」進行批判。   待續

70年後的今天回過頭來看海耶克的學說和《通往奴役之路》在中國的遭遇，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可以說是在上世紀50年代改變了不少中國自由主義者對經濟平等和政治自由之間關係的看法，也是在中國大陸自上世紀80年代進行開放改革之後，震撼着很多渴望自由的知識分子心靈的一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