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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洛陽、安陽、開封等古城名都全在河南歸根，這些真金下換的名城，曾經叱咤，今天已成中國及世界的文化遺產，正繼續追趕不懈，力求創新。」作者在兩地學生匯演前說了這些話。

魯迅的國學根基深厚，除著力唐詩外，還讀《詩經》、《楚辭》、陶潛等詩。祖父算很開通，鼓勵孫輩看小說，魯迅愛讀《西遊記》、《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等。

我們可以說寫作以真實為信仰，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說的「真實是文學的責任」樣，在作家與寫作的信仰和責任中，真實是經驗的魂靈，而真實性則是真實之魂靈。

儘管世道艱難，途人熙來攘往，只要你在意，春天也許就在你不忍心踐踏的跟前。

讀書，讀什麼書？讀經典還是讀時尚，讀硬的還是讀軟的，讀雅的還是讀俗的，專家各有說法。除此之外，還牽涉到不同的學科。我的建議是，讀文學書。為什麼？因為沒用。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為慶祝60周年，2023年起陸續舉辦多場學術研討會、論壇、詩聯創作比賽，2024開年即與香港中央圖書館合作舉辦「花雨弦歌」系列講座，歡迎讀者前往聆聽。

兩個多月猛烈的炮火，在加沙這個人口密集但又生活困難的地方，不少知識分子，包括專業人士、教師、文化工作者和記者，冒着炮火，或堅守家園，或犠牲生命之餘，只能看着像大學和其他社會組織，在炮火中消失。

巴勒斯坦地區的苦難出現已超過一百年。不少學者和記者都用不同的方式記錄了這些苦難的哀歌。戰爭必定帶來死亡和痛苦。我們需要返本歸源，從歷史中尋求啟示。

1927年，錢玄同過40歲生日時，胡適、劉半農等人想起錢玄同當年的激憤之語，真的寫就訃告、挽聯、挽詩以及悼念文章，並發出預告，計劃在《語絲》出一期「錢玄同先生成仁專號」。

中醫的許多論爭，都源自定義分歧。只有弄清定義，了解核心，分清必須條件和充分條件，我們才有坐標準則，就能夠弄清那些反對中醫言論之問題所在，也能夠鑒別某種支持中醫思路中所蘊含的方向性錯誤。

在中西文化激盪的五四時代，魯迅致力批評中醫，其背後隱藏著揮之不去的「西學鏡像」。但這面鏡子能否折射出中華醫學的本質？從魯迅視爲臨床寶典的《驗方新編》入手，不難發現他對傳統中醫並不了解，認知近乎淺薄。

彼時，在古今中外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根深柢固的父權社會岌岌可危，傳統父親角色遭遇空前挑戰，於是乎，開明之士不僅在東西文化之間探索救亡圖存之路，而且尋求突破傳統的為父之道，親身演繹求新求變的父愛故事。

劉紹銘1981年在美國寫過一篇文章分析疲憊的靈魂，談論帶着傷痕的文學。

粵語有「正斗」一詞，義為「正宗」、「純正」，甚至引伸為「質素上乘」。原來自古以來，中國人就非常重視「斗」是否「正」。

也許，來的不是時候，秋天已過，沒有紅葉可觀；春天未至，沒有櫻花可賞。然而，若適時而來，人如潮湧，囂呼嘈雜，哪能享受到山中靜謐之趣？人生就是這樣，路上總有意料之外的驚喜。

說到底，《飛髮》是寫一群人對自己行業的信仰與堅守，也在關注傳統與現代、歷史與代際等問題。任何一種文化形態的成長，勢必伴隨着文化基因的興變與融合。這是每個寫作者都要面對的命題。

嚴格來講，共產主義與儒家政治哲學抵觸不大，而其修身學哲學，或許在這個缺乏理想、缺乏宗教信仰、缺乏道德、一切向錢看的今天，能夠發揮一些社會和諧穩定作用。

中國人的醜陋，柏楊的「醬缸文化」形容得非常貼切。十年浩劫和改革開放後的大陸、反送中至國安法後的香港、當年恐共和近年紅潮衝擊下的台灣和一些盲撐中共的海外華人社群，不少人仍在這醬缸內翻騰打滾，不亦樂乎。

1922年新學制頒布後，除了印行語體文教科書外，內容也兒童文學化起來。文體兼採童話、小說、詩歌等，着重兒童的閱讀興趣。

《山海經》雖然是一本印製粗劣的圖畫書，但對於一個10歲的孩子來說，卻是一本「寶書」，可見書籍的插畫和有趣的內容對兒童的吸引力是如何的巨大了。

紹興的老街很有味道。我很喜歡一個人獨自走在這些街道上，細看歲月的痕跡，靜聽歷史的低喃。在這些古老的街道大門前，時而坐着幾個老人，平靜地享受着黃昏時光，從他們的臉上能看到歲月的滄桑，也有江山靜好的從容。

在香港長大的戰後嬰兒，大多如筆者一樣， 對清亡後的歷史一無所知，這就是當年的殖民地教育。 直到最近看了《覺醒年代》連續劇，才真的覺醒自己的無知與錯覺。  

人不是孤獨地活在荒島，人能感通他人才能與人溝通，建立關係；親情，友情、師生之情、上司下屬之情，不只是愛情。

「小說」一詞，早在二千多年前已見於《莊子》一書。但到唐代，才綻放出燦然華采。1919年「五四」文學運動，受歐洲文學影響，小說被推崇至文學殿堂。時至今日，文人創作中以撰寫小說最受大眾歡迎。

《作文教學論集》，收錄了冰心一篇題為〈寫作經驗瑣談〉的文章。文章記述了冰心一次應邀出席一個語文學習講座，就自己的寫作經驗，回答參加講座的老師提出關於寫作的十個問題。

我們的話題自然聊到沈從文，因為誰都知道汪曾祺是沈從文的學生，而且沈先生一直也只承認汪曾祺是他的弟子。汪曾祺相當敬佩沈先生，他說不僅沈從文本人，「師母和孩子們也都是情操、境界很高的人」。

林徽因和冰心這兩位同時代的才女是閩侯同鄉，更同在海外留學。兩人是如何從昔日好友到關係決裂，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呢？本文回顧了二人關係中的幾個關鍵節點。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回憶青年時代，為當時「高度國際化的生活」而自豪，那是截至1913年9月之前的歐洲。完全沒有想到，災難就在這個時候降臨了，接連兩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炮火相向。我們這個時代會否步其後塵呢？

大家或許有興趣知道魯迅在香港留下了什麼足跡。1927年，魯迅先後3次到過香港。其中一次到港是2月，2月18日和19日連續兩天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講。

回歸後，香港雖然不能說一點也沒有變；但基本上仍是近西方的制度多於近大陸的制度，把香港的一制說成只剩下0.5制，就有點危言聳聽。個人認為，香港即使沒有原有的一制，亦起碼有原有的0.85制。

國史教育中心繼去年後再度舉辦「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選舉」，以五四運動為主題，魯迅獲選為2019年度中國歷史人物。魯迅不論在中、小學得票均取得絕對優勢，獲得逾12000票。

魯迅很早接觸孔孟，但他自言孔孟對他的影響很小，彷彿是主張「反抗大傳統，靠攏小傳統」。魯迅反對的是官方意識形態之下的大傳統，轉而尋找一個相對的小傳統，並繼承這個傳統，這從他自小所受的教育已見端倪。

「名家系列講座」第一講，請來丁新豹教授（前排左三）、范永聰博士（前排左二），以及四位香港青年史學家年獎得主林俊朗、周正賢，李謙諾及梁文輝，分別撮述五四歷史人物。前排右一為陳學然博士、右四為作者。

「攝‧寫‧文人」推廣中文計劃首場文壇名家講座由國際知名文化研究學者李歐梵教授主講，題目為「五四新文學的意義──魯迅、沈從文、張愛玲」。

作為留日學者的我，當然很鼓勵同學到日本留學。畢竟日本是一個可以提供很多不同機會給同學的優良留學平台。然而如果你沒有充分的準備，你只會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攝‧寫‧文人」推廣中文計劃之文壇名家講座一「五四新文學的意義──魯迅、沈從文、張愛玲」現正接受報名。

只有當一個作家形成了自己的語言風格，當他的語言為豐富作品做出貢獻的時候，我們才認為他已經超越了一個小說家或者說小說匠的階段，他可以說是一個文學家了。

孔聖堂中學成立初期，弘揚儒家思想及舉辦國學活動。1990年至2010年左右，孔聖堂中學的對外活動甚少。楊永漢博士在2012年上任校長，恢復儒學推廣。

愛情與自由，無疑是蕭紅生命裏的光。她堅信「人生激越之處，在於永不停息地向前，背負悲涼，仍有勇氣迎接朝陽。」

今日是五四運動100周年紀念日，回顧在「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的香港往事，無疑是別具意義。

有人說林黛玉死於肺結核。但林黛玉生活環境中沒有結核病患者，如果她要是肺結核，豈非寶玉和紫鵑早就傳染了？

丁新豹：「很多人以為特區政府沒有重視保育舊建築，其實拆卸舊建築最多是上世紀80、90年代。」

新文化可以進入，舊有文化亦可保留，香港提供了既能抗衡又可互動的機遇，百川而來的文人學者不斷「進駐加入」，使香港的文化氣息愈漸濃厚，文化土壤愈見肥沃，有利培育新一代的本土文化人。

司徒華說過：「一天不閱讀，就跟沒有刷牙、洗澡一樣，渾身不舒服。」相信很多愛書人都有同感。

在中小學課本中選入魯迅的文章，歷來有爭論，包括選擇多少篇，選哪篇等等，一度還出現難教、難學的問題。在學生中流傳這樣一句話：「一怕寫作文，二怕文言文，三怕周樹人。」這就牽涉到如何選文、如何教學的問題。

我是如何接觸到現代的呢？主要是從報刊上看到當時「座標現代文學社」的文章而來。該社是草川、尚木、蘆荻等辦的。

只要我們能夠睜眼正視歷史上確曾存在的苦難，我們就能成為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