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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將如何走出目前所處危險的法律旋渦？沒有人知道，但我們必須面對現實。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回歸是指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意即中國只是有一段時間因為種種原因散失了主權，但這個主權從未斷絕，一直存在。

民族情緒或有助一時的政治氛圍，但是對經濟發展未必有什麼助益，甚至不無負面後果。尤其是中國目下經濟結構，與世界各主要國家息息相關。

習近平深謀遠慮，斷估他會明白權威管治需要建基於強人，這是作為過渡的一種。

當年回歸談判期間，香港人理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香港可協助國家現代化，作用獨特且無可替代，因此北京願意容忍差異，並給予香港在基本法下50年不變特殊地位。

即使今天，中國需要美國之處大大多於美國對中國的需要。那些聲嘶力竭叫喊打倒美國的中國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只要台灣一天不宣布獨立，北京仍可以讓現狀繼續維持，不會採取激烈手段去解決台灣問題。

要不是林彪的地位和性格，以及他在文革中擔當的角色，九一三事件未必出現。

由於近年貧富不均日益嚴重，社會主義平等與均富的要求呼聲愈來愈強烈。

鄧小平南巡是一個時代拐點，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空前大步邁進。

當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村裏那些農村幹部，能工巧匠及善於經營，敢闖敢干者，各自發展。

毛澤東甚至說：「如果金日成自己不改正錯誤，我們在朝鮮還有40萬軍隊，可以幫助他們改正錯誤。」

《名義》於2015年初定稿，周梅森的筆觸，又怎少得了對國企及背後金融資本的刻劃？

一國兩制研究還不夠強、不夠大。我們要吸納更多年輕的高端理論研究專才，香港和內地在這一方面都有責任。

為何絕大多數港人在精神上或物質上都享受不到「國家好，香港更好」的好處？

20周年，例牌的問題是一國兩制如何看？由於一國兩制是一種政治安排，因此答案容易陷入政治話語。

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應是1980年華國鋒退下之後，他以軍委主席的職權和政治威望統領中共中央。

若鄧小平今天仍在，面對今天的香港，他會更寬鬆還是更嚴厲？

這個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絕不能簡化為「今天我給你，你便有，明天我收回，你便沒有」的行政權宜安排。

定出原則好建立制度，便是長治久安！

大國的「命運」在招呼中國，但如果繼續受制於意識形態和局部利益，將很難實現真正的崛起。

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最大成就是真的按鄧小平政策理論，成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同時衍生藉以權謀私利益輸送的官場腐敗與太子黨橫行等亂象。先不說郭樹清甫離開山東省即現企業連環爆煲爛攤子，自2月24日從山東省長空降至北京市金融街銀監會大樓，他履新銀監會主席逾兩個月，暴風級風力似毫無減退之勢，該會連發不下十條通知，多條監管令以行業監管佔最多數，開宗明義要「下猛藥」整治金融亂象，掀起的整治風暴似沒完沒了。他自2011至2013年任證監會主席，短短17個月發布通知與規則達70條，有統計指平均每7天一新政，被民間冠以「郭旋風」之名。問題是中國有幾多個包青天足以杜絕積重難返的金融欺詐與腐敗？改革打正旗號為政治服務以至負債沉重的金融系統？   短痛換長痛 上樑不正下樑歪，所謂高薪養廉，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已行不通，在內地更早已證明是大笑話，幾乎逢官必貪、能人腐敗現象比比皆是。在其位始能謀其私，有能力有權力知法犯法、以權謀私者源自價值觀的扭曲，適逢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官場充斥物質主義氾濫，一切向錢看、道德淪亡的世代，官場瀰漫朝中有人好辦事、有錢使得鬼推磨的扭曲價值觀如傳染病毒，遺禍之深，莫此為甚。自郭旋風離任證監會主席後的2014年起，中國金融圈反貪腐大案頻生，銀行業更是重災區，多位高管被調查。2015年中國股災期間及之後，證監會多位高官落馬，連副主席姚剛與主席助理張育軍亦包括在內，更是始料未及。上月初，李克強總理要求加強對國資國企和金融監管，強調「嚴厲打擊銀行違規授信、證券市場內幕交易和利益輸送、保險公司套取費用等違法違規行為」，明顯針對「三會」的問題，隨後保監會主席項俊波應聲落馬，接著連銀監會主席助理楊家才也被帶走協助調查，反映金融監管領域如爛蘋果，腐敗程度極嚴峻。 留意銀監去槓桿加劇之際，中國人民銀行及官媒幾次發言反過來強調，要確保市場運作，不會出現任何亂子，去槓桿要有技巧等，是否代表人行行長周小川或其他持份者對近期動真格整治金融歪風的監管與整頓有微言？的確，人行在流動性管理上，原本步伐是進一步邁向中性，甚至偶爾偏緊，但會否因郭旋風而擾亂部署，反過來要再次被動式向市場淨投放資金？更甚是債息已升很多，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升至20個月以來最高的3.5厘水平，去年10月還處於2.6厘而已，息率抽高如影響財政部及國開行等主要發債機構，拉高整個經濟體中持份者的資金成本，郭旋風恐怕要收慢了，如中國金融監管因怕痕又怕痛半途而廢，那只怕終極結局是要短痛換長痛了。   原刊於《am730》，獲作者授權發表。

全身投入經濟改革的實踐，也是「耀邦精神」的一大標誌。

鄧小平鼓吹的全民經商，真正是打開閘門，公開合法，解放生產力。

一國兩制是維繫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維護中國利益的最佳和最有效的辦法，日後只能說改良，而不是放棄。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政治發生巨大變化，西方亦對中國政治感覺到巨大的不確定性。

為什麼戴卓爾夫人會在離開人民大會堂時下石階跌倒？李鵬飛道出了當中緣由，也分享其餘兩個關鍵詞：鍾士元及青年才俊團。

「其實當港督委任我們的時候已經知道中國會收回主權了，但我們都不知道。1978年麥理浩已經知道了，後來我問過戴卓爾夫人，1978年他們已經知道，1979年他親自去見鄧小平時又再確認。」

有經濟學家曾指出，八十年代香港的GDP佔中國的兩成半，今日卻只是約3%，顯示香港的重要性下降，有機會被中央「撇賬」，傅高義如何看？「我不認為這有可能，香港卻始終是個重要的區域重鎮，與世界有特別的連繫，有比中國好的法律制度、大量跨國企業和國企願意投資在這裏，因此，說香港會被放棄是荒謬的。」

在國際場合，習近平的外交手腕強硬，他能像鄧一樣向世界學習嗎？傅高義摸摸頸項，思考了一下然後說：「當習近平來到美國的時候，我的朋友見過他。我們都感到意外的是，他問及美國的政治系統，表示很好奇，想知道是如何構築起來的。我認為他確實有所嘗試，但他實在沒辦法有鄧的經歷……

中國正走在「養天地正氣」的大道上。習近平既不簡單照抄西方，也不走老路，走一條中國自己的實現中國夢的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

我倒願意在歷史中尋找啟示，畢竟天下無新意，災難會一再重現，錯誤會一再重犯，除非痛定思痛，認真以史為鏡。香港當然不免俗，古代如此，近代亦然，允我慢慢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