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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英國已是世界第一大國，但等到1840年才發動鴉片戰爭，擊敗大清。最終，這段百年不遇的變革，成功是日本1856年的明治維新，1861年取消農奴制度的俄羅斯帝國，但國力已強是美國。

30年前的7月份，是中國國企正式進入香港證券市場的里程碑月，為香港金融業帶來近三十多年的榮景。

我意識到，「中國現代文明秩序」還遠未建構完成，在建構的過程中，還不免會遭遇到困難與挫折，但它是無數代中國志士仁人的歷史共業，已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思想力量。

上海人需要朱鎔基，朱鎔基需要上海人，兩者相得益彰，這是人和。上海人精明慎密，文化底蘊高，管理水平好，可是，要闖、要衝，要開拓新天地，就需要湘人的打拼魄力，朱鎔基正好擔當這樣的角色。

出差去內地，等於飄萍於四海。要紮根於大陸，必須要常駐在某地，最好就是北京與上海。北京是政治中心，做大買賣，離不開北京。上海是商業與金融，生活比較方便，人文氣色濃厚，與香港比較接近，香港人宜居的地方。

在作者研究新界原居民傳統文化的著作中，《被忽略的主角》一書得出了兩個結論：一是香港回歸是新界租約到期而引發的；二是新界自1898年至2047年實行的是「一城兩制」。

鄧小平所樹立的一國兩制的戰略目標和核心原則依舊是一國兩制的基石，今天仍然有重大的理論和實際指導意義。對中央和香港特區來說，廣泛宣揚鄧小平的論述有助於糾正香港人對一國兩制認識的偏差。

50年後的今天，雖然若干領域的合作仍在繼續，隨着動態競爭的加劇，中美兩國合作已經全面萎縮。雙方均以愈來愈消極甚至敵對的態度看待對方。然而，在內心深處，兩國人民彼此之間仍存在一種固有的吸引力。

世事演變物極必反，有朝一日，歐俄訂盟，北約解體，美國衰落，天下太平。中國以「一起向未來」聯合天下，世界才安穩。

官方呼籲和催谷投票率的號召力如何？我不排除可能出現官方預期的效果，但也不能排除，官方的推動同樣會幫助或促使市民自行判斷，作出自己的決定。

蘇聯式的社會主義，一切有固定指標，是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是死板的，而中國式社會主義是靈活的，摸著石頭過河，改變迅速，是規劃經濟Planning Economy。

美國下一代愈來愈對社會主義有好感，傳統和保守主義包括英國的皇室君主立憲，愈來愈受到下一代的質疑和敵視。這才是西方世界失去方向的最大問題。

鄭永年建議，中國在南海不應過度關注軍事、地緣政治等問題，而應更關切經濟問題，通過在南海、湄公河建設開放型經濟圈。中國也應與東盟建立開放包容、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型多邊關係，聚焦解決區域問題。

香港社會貧富依然有差別，但有社會向上流動力，加上廉政公署，英國人就這樣建設成一個和諧的華人社會。三千年來罕有的安居樂業，直到1997年，連同豐厚的儲備，交還中國。

自人類有歷史以來，社會學家與政治領袖都一直在為達到「共同富裕」而努力。老子說「上善若水」，原因是水會為追求平等而終身努力不懈（流到世界同一水平）。

今天中國已毋須一定向西方看齊，重複資本主義的道路，可以開始走自己的路，演化出一個優越於現存資本主義的制度與社會。

現實不再是觸手可及，政治淪為教條主義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卻隨時會車毁人亡，這將會是大破大立時代治港的最大考驗。

資本主義的最大弱點，貧富極度懸殊是救不了，美國最大成功是吸引了全球人才到美國，一齊開發高科技，才有今日。但白人至上主義在過去4年勝出，高端人才如今要三思美國夢了。

當年鄧小平強調中國特色，至今還是有現實意義的。當年中央對香港無限寬容，而今要強調香港特色，是因為當年西方國家還沒有發動新冷戰，還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使是社會主義，還是可以合作的。

中國改革開放成功，實在仰望鄧小平決定恢復高考和大學制度。中國政府明白階級定性、推薦入學等禍害不得不除。

此一軍事政變，幕後不論有否中國興風作浪，緬甸國內的局勢複雜，是主要原因。

傅高義以中日兩國友人的情誼，胸懷千年歷史的專業知識，來為大家破解中日關係之「謎」與「結」。這位西方大學者真是一位難以複製的「東方之友」。

14億的中國人「團結，勇敢，捨身忘己」，又怎會怕3億「分裂，懦怯，只知有己」的美國人呢？

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打破「兩個估計」，「兩個凡是」，解放思想，真不容易。

2015年在大陸發生的「7.09」維權律師大抓捕，如今發生「1.06」香港版。被捕人士的身份不同，性質卻是一樣──打壓異類聲音。

傅高義教授一生從事中國與日本的研究，由於他的勤勉不懈，深厚學養，虛懷若谷（他每事問，永感不足），更由於他對研究對象（中、日）的敬意和極大的同理心，使他成為東亞研究的一位權威學者。

這次基辛格被解僱，而不是讓自然規律令他主動退下來，反映了特朗普總統關於「抽乾華盛頓沼澤」的決心。

由於中國在運用國家之手方面比西方更有經驗，加上資訊科技與大數據都加強了計劃經濟的可行性，中國的混合型經濟的優點日漸明顯。這一方面加強了中國的自信，同時亦引起了西方的猜忌。

在「一國」的前提下，愛國者治港的方針也屬理所當然。值得思考的地方包括「治港」的定義，以及在顧及實際情況下，有多少酌情或彈性處理的空間。

港人治港要以愛國者為主體，是中央政府一貫堅持的要求。「雙十一決定」是對立法會落實愛國者治港的一項措施，把治港者要愛國的政治要求變成法律規範。

張維為指出，英文有個詞語short-termism（短期主義），可以形容今天西方普遍存在的只顧眼前、不顧未來，沒有規劃的狀況。

深圳特區有國家的政策傾斜，稅低，特權多；別處還不許經營的業務，國家會先開綠燈給深圳。

深圳的發展能取得這麼高的成就，按內地的說法是全靠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種說法從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根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大灣區的發展戰略定位包括依託香港的自由開放經濟體，發揮示範引領作用，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場體制，建成世界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基地。

聽不到外界的聲音，就不知外面發生什麼事？外面的人在想什麼？這種情況對執政者是最危險的。

官方當然把毛澤東置於至高無尚的地位，因為他是開國之君，對今天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和延續性有重要作用，所以必須保護。

《基本法》有關特區政治體制的規定，是否體現了三權分立？確認了特區的政治體制「是」或「不是」三權分立，有什麼實質後果？

剛開始的時候，中央對香港的政策的確是過分寬鬆，所以現在才有這個二次回歸的說法。

首先如何判斷外國的行動是「干擾」還是「干預」？其次是能不能拿出比對手高明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對自己有沒有信心？

一旦在認同政治層面把中國妖魔化，美國對中國實行什麼樣的政策都是合理的了。這種認同政治不僅是針對美國國內的民眾和國際社會，也試圖影響中國民眾。

香港本來是內政問題，社會動盪是因為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加上香港人抗拒北京過度介入香港事務所引起。可惜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管治的失敗。

吳永輝從1973年起在耀章公司掌舵超過47年，期間把握中國改革開放的機遇，重回內地市場發展，令公司業務再登高峰。吳永輝今天仍然在耀掌舵，日理萬機，對香港繼續作為全球金融中心與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充滿信心。

李鵬飛是七十年代末就進入香港立法局的資深政治家。他認為，在推動民主化方面，港英當局明明可以做到，卻拖慢了十多年，實在對不起香港人。

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中國人的社會制度基礎都不足。中國政府在這些社會公共品領域，不僅沒有足夠的制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是貧窮問題的成因之一。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表示，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所講，「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處理香港的國安立法，既是勢在必行和理所當然，也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鄧小平之後，何時會再出現另一個有同等遠見、胸襟闊大、和當機立斷的國家領導人？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修正？而祖國的最終和平統一，以目前台海兩岸的發展去推算，多政黨共存治國是無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