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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來是內政問題，社會動盪是因為特區政府施政失誤加上香港人抗拒北京過度介入香港事務所引起。可惜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願意承認自己管治的失敗。

吳永輝從1973年起在耀章公司掌舵超過47年，期間把握中國改革開放的機遇，重回內地市場發展，令公司業務再登高峰。吳永輝今天仍然在耀掌舵，日理萬機，對香港繼續作為全球金融中心與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充滿信心。

李鵬飛是七十年代末就進入香港立法局的資深政治家。他認為，在推動民主化方面，港英當局明明可以做到，卻拖慢了十多年，實在對不起香港人。

無論是中產階層的地位，還是脫離貧困的人口，中國人的社會制度基礎都不足。中國政府在這些社會公共品領域，不僅沒有足夠的制度建設，反而遭到破壞，是貧窮問題的成因之一。

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表示，香港局勢的發展變化已經到了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所講，「非中央出手不行的地步」，中央出手處理香港的國安立法，既是勢在必行和理所當然，也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

鄧小平之後，何時會再出現另一個有同等遠見、胸襟闊大、和當機立斷的國家領導人？在適當的時候作出適當的修正？而祖國的最終和平統一，以目前台海兩岸的發展去推算，多政黨共存治國是無可避免的。

香港未來能否依然艷光四射，還是逐漸褪色，取決於由中共領導的中國政府如何制定和執行對港政策。政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由時任最高領導人拍板決定，下面如實執行。

如果因為高層鬥爭而來一次犁庭掃穴，對國家穩定、國家安全、人民福祉又有何好處呢？這個劫，能否消除呢？

何謂共產主義？或更準確的問，何謂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本文試圖循一個歷史角度去簡介共產主義，由它的源流講起，經馬克思、俄國化後傳到中國，再經過毛澤東和鄧小平的中國化後維持至今，和今後的展望。

假如我們細心觀察一下，不難發現香港問題與武漢肺炎兩者的癥結均是信息失靈：香港與武漢的真實情況同樣傳不到中央，或者遭人強行壓下，地方首長又只懂緊貼中央方向，直到大爆發時為時已晚，欲救無從。

中國如欲擺脫這歷史的必然性，就必須盡早在香港問題上痛定思痛、狠下功夫了。

香港和澳門，是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不同條件之下分別誕生的；兩地是兄弟，但不是孖生兄弟，更不是連體嬰。

兩位相識半個世紀的學者難得聚首，暢論中日關係。他們均認為兩國的經濟實力近年雖出現逆轉，但日本的社會發展進程仍值得中國學習。

香港人爭取民主挑動不了中國的民情，習主席可以放心。但中央在香港霸王硬上弓，卻令國家在全球輿論失分，影響中國在全球的布局。

香港新聞博覽館剛開始了一個名為《內地採訪70年》的專題展覽，讓行內行外的人重溫70年來香港記者到內地採訪的難忘片段，從中也可回望70年來新中國的發展。

香港台灣經濟下沉一段時間不可免，要浴火重生，要解決這一大批深層次問題，如何令港台人士同意認祖歸宗，是中國人的第一大事。

我們要擔心的不是香港在2047之後怎麼樣，而是從現在到2047怎麼樣：眼前這場政治風暴何時完結？風暴過後，「一國兩制」能否排除障礙，順利發展，贏回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信心？

「一國兩制」當然是解決九七歷史問題的權宜性方案，因為「香港獨立」和「一國一制」皆非選項。但「一國兩制」也是配合中國改革的共贏方案，實踐得好，內地和香港儘管制度不同，都能獲得發展新動力，此乃實在性所在。

加多一個50年不變，起碼會減低現時香港年輕人的逼切感，暫且放下手中的雨傘和雞蛋，回復到較平靜的生活，而港獨市場，亦可能因此會變得更小。

我們懇請習近平主席在這個關鍵時刻，考慮宣布香港的一國兩制延長25年，這將是一個經過慎重分析及具前瞻性的決定，與鄧小平當年的決定同樣具有深遠的影響。

反政府活動多次出現衝擊一國兩制原則底線的行為，對中國政府進行挑釁。如果中央政府認為香港的局勢已對國家主權和安全構成威脅，而特區政府又不能制止，中央政府決不會坐視不理。

中國大陸實施的是縱向管制的「人民民主專政」，而英國實施的是橫向制約的西方民主政制。要在香港實施大陸式的政體，顯然是行不通的。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認為香港有極少數人挾洋自重，甘當外部勢力的馬前卒，企圖攪亂香港、亂中取利。這些行為應當引起全社會的高度警覺和堅決反對。

八九民運激起港人的盼望與失落，是一份休戚與共的經歷和感受，透過支聯會年年勤加「拂拭」的煥發，在港人心中建立起來的集體記憶，不僅沒被塵封與磨滅，反而隨時間的推移而更為港人珍惜。

當時的天安門長期被佔領，政府必須確保首都不能再癱瘓，要有斷然措施恢復北京市的秩序與民生安全！兩股力量膠着對抗的結果，終於發生不幸的流血事件，彼此對話終止，傷痕到今天依然存在！

6月3日軍方向天安門推進，在直升機支援下，學生開始撤離廣場，到6月4日早上6時，天安門已完全掌握在解放軍手中，51天的學生運動結束。

程翔認為，習近平上任多年，除了逐步破壞一國兩制的政治基礎外，還將香港的機制拆除，使一國兩制受到嚴重的衝擊。

30年來，從硬件上而言，中國的國防及財經實力，今天已躍上國際舞台，儼然僅次於美國而成大國老二；然而軟體上而言，其氣節綱紀、則全面敗壞！

香港人憑着良知、愛國心及同胞情支援及參加了這個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然而，僅在數日之後，鄧小平出現在電視上，巡視戒嚴部隊，輿論開始轉變。部分香港人的良知出現畸變，愛國心及同胞情也隨着北京的指揮棒而變質。

一帶一路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而正如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所顯示的，基礎實施建設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經濟發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40年後回頭看，恐怕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當年改革開放是在内憂外患的艱苦境況下逼出來的，痛定思痛，上下求索，雖找到致富的門路，卻迴避了深層次的再造，踟躕於前，問題積重。

習近平這些表面上懇切、謙卑、寬大、柔軟的語言面紗之下，卻包裝了重大的政策轉變。這些變化，都是值得台灣朝野重視並研究相關對策。香港20年來令人扼腕嘆息的沉淪，也許值得台灣當局深入研究。

無數歷史事例說明，「限制社會上不同意見的表達和討論」的弊端，更應被加入成為當前一項具顛覆性的錯誤，妨礙着中國的崛起。

歷史是弔詭的。革命畢竟經常在發生，所以人們可以說托克維爾陷阱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但同時，至少東亞發展模式也表明了，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

「心安理得，海闊天空」是梁啟超的名言雋語。筆者從解讀《射鵰英雄傳》學會要用「調轉」的方式來更好領悟其中意義。原來得到道理方能安心，才可感嘆天空海闊，自由自在。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韜光養晦不能成為軟弱無能的遮醜布。 在當前的歷史環境下提韜光養晦，就是投降路線的代名詞。

過去幾年的發展，我們看到當年鄧小平為防止文革悲劇重臨的三個制度建設（禁止個人崇拜、避免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任期限制）都被一一拆除，這就為文革重臨敞開大門。

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有效中國化，就很難解釋中國的實踐；如果馬克思主義不能解釋中國的實踐，它就只能成為一種純意識形態，會失去其現實生命力。

今天，中國每年申請國際發明專利的數量超越了日本，估計約兩三年會超越美國。這些數據不一定能正確反映科技的進度或水平，何況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多。重要的中國科技邁步前走的證據在深圳。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馬照跑、舞照跳」便算數？當然不是，港人最關心的，恐怕是對私人財產物業的三權保證、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

英國人決定撤走，我們唯有接受現實，希望延續近乎英治時期的行政制度和管治。

高志森導演在錢的面前，學生的熱誠和生命以至母親的愛，根本就是次要的，就讓他們都化作灰燼吧。

正因為近代變革沒有成功，濃縮了的歷史和變革動力最終在80年代爆發出來，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撇除確保一國兩制不走樣的國策，香港的言論自由有非常重要的實際價值。

習近平的計劃，雖不至於石破天驚，但還是有點出人意表。

中國文明延續數千年背後有諸多原因，但「史」的延續無疑是最重要的。如果「史」不能延續下去， 文明又如何能夠延續下去？更不用說是文明的復興了。

郭鶴年形容自己完成《南華早報》的交易後的感覺：「掃一下眉頭，舒一口氣回答道：『噓！』」

中國社會已經沒有階級鬥爭，現在要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